日期:[2022年06月15日]
-- 智慧生活报 --
版次:[A1]
三星堆文物“上新”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再添新证明
“月光宝盒”、铜猪鼻龙形器、顶尊蛇身铜人像、金面罩铜头像……6月13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四川省广汉市公布了去年9月以来三星堆遗址的最新考古成果，数件造型奇特的文物丰富了三星堆遗址的铜器类别，呈现出更加丰富的种类和文化内涵，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见证了中华大地各区域文明早期交流互融，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增加了新的实物证据。
“神器”再现 前所未有的发现刷新认知
在三星堆考古大棚，3、4号“祭祀坑”已结束野外发掘，5、6号“祭祀坑”已进入实验室考古阶段，正在进行埋藏文物的室内清理，此次公布的重要文物主要集中在7、8号“祭祀坑”。
负责7号“祭祀坑”发掘的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黎海超介绍，7号“祭祀坑”的特点是玉器多、小型青铜器多，玉器包括成捆的长条状玉凿、三孔玉璧形器、玉斧、玉瑗等。铜顶璋龙形饰、青铜立人、铜铃等青铜器小巧精致，其中一件不到10厘米长的青铜凤鸟，尾羽根根分明，是体现古人高超铸造技艺的杰作。
在这么多小件文物中，一件椭圆形网格状文物尤其显眼，这是7号“祭祀坑”的“镇坑之宝”龟背形网格状器，黎海超把它称为“月光宝盒”。“非常震撼，过去的认知里没有这样的器物，这是前所未有的发现。”黎海超介绍，这件文物上有丝绸的痕迹，外层是上下对称的龟背形网格状青铜器，一侧类似合页，附带四个青铜龙头把手和两三根青铜飘带。最让人称奇的是，青铜器里还装了一块大小形状相合的青绿色玉器，相当于一个裹着丝绸的精巧铜盒里装了一块美玉。
8号“祭祀坑”的特点是大件青铜器多，仅三星堆典型的青铜人头像目前就发现了近70件，比1、2号“祭祀坑”加起来的数量还要多。除了今年初公布的铜龙，考古学家还发现了金面罩铜头像、顶尊蛇身铜人像、精妙复杂的铜神坛、“机器狗”一样的铜巨型神兽、“裹裙坎肩大背头”的铜立人像、铜猪鼻龙形器、铜戴象牙立人像、铜神殿形器盖、石磬等，数件造型奇特的青铜器均为首次发现。
在8号“祭祀坑”发掘负责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赵昊眼里，铜神坛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它不是一个单独的器物，而是描绘了一个祭祀场景，代表三星堆人对世界的理解。”这件文物去年被发现，经过数个月的清理，复杂精美的构造得以显露。
青铜神坛由低到高分为三个部分，底部是带镂空花纹的台基，台基上有一个平台，平台每一面正中心分别坐着一个身着飘带彩衣、脚蹬云头鞋的人，还有一组高大的“力士”分别跪坐在一个刻有纹饰的小台基上，合力扛起一只小神兽。小神兽背上还骑着一个穿裙子的人，小神兽脖子被三股铜丝做成的绳子拴起来，绳上扣有一个精巧的小铜环。
类别丰富 证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成员
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冉宏林说，7、8号“祭祀坑”新发现的器物丰富了三星堆遗址的铜器类别，呈现出更加丰富的种类和文化内涵，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三星堆文物造型夸张、奇特，之前3号“祭祀坑”出土的一件文物直接被考古学家命名为“奇奇怪怪”，这让许多人感到费解，三星堆到底从何而来？
考古学家经过对三星堆新出土文物的仔细研究判定，三星堆遗址与国内其他地区存在密切的文化联系，三星堆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成员。以8号“祭祀坑”发现的一件顶尊蛇身铜人像为例，整件文物分为三个部分，中间是一个人首蛇身、凸目獠牙、戴有牛角面具的铜人像，双手撑在一个带方座的青铜罍上，头上还顶着一个朱砂彩绘觚形尊。冉宏林说：“铜人像具有古蜀文明的特征，方座铜器是先周文化的代表，尊是中原文化的代表，这三种文化因素集合到同一件器物上，生动地体现出三星堆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三星堆新发掘的6个“祭祀坑”中发现的铜尊、铜罍、铜瓿为中原殷商文化的典型铜器，玉琮来自甘青地区齐家文化，有领玉璧、玉璋、玉戈在河南、陕西、山东等地都有发现，大量金器则与半月形地带自古就有的金器使用传统相符，神树、顶尊跪坐人像以及大量龙形象器物表明，三星堆遗址的先民与国内其他地区人群在精神信仰方面很相似。“三星堆造型奇特的文物是古蜀人丰富想象力和精湛手工业的完美结合，其内心世界依然体现出中华文明‘天人合一、万物共生’的和谐理念，与其他区域文明对世界的想象高度一致。”冉宏林说。
除了文物，考古学家还通过现代科技手段，发现了丝绸的“踪迹”，填补了西南地区夏商时期无丝绸实物的空白。“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不仅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起源和组成部分，也是中华古代文明共同体中最具特色的区域文化之一。在中华文明一体化进程中，丝绸是一个非常显著的趋同因素，不管是关于丝绸的神话传说、史料记载，还是考古发现，均表明巴蜀和中原秉承着大致相同的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中国丝绸博物馆副馆长周旸说。
接续研究 众多待解之谜期待揭开
考古发掘紧张推进的同时，文物保护修复与多学科研究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
据了解，包括考古学、历史学、物理学、化学、古生物学、古地质学、古环境学等在内的近200位相关领域学者参与了三星堆的现场发掘、科技考古以及文物保护工作。经过精细清理和可逆物理固型，此前3号至6号“祭祀坑”出土的大口尊、圆口方尊、顶尊跪坐人像、顶坛跪坐人像、扭头跪坐人像、黄金面具等一批“重量级”文物已经实现“站立”并向公众展出。截至目前，已有77件青铜器、120件玉石器、44件金器、678根（段）象牙、46件象牙雕刻残件得到了清理修复。
经过碳14测年，三星堆“祭祀坑”的年代被确认为商代晚期，距今约3200年至3000年，解决了过去30年来关于“祭祀坑”埋藏年代的争议。
通过植物考古，科研人员在4号“祭祀坑”发现了竹子、芦苇、甘蓝、大豆等，表明古蜀国的气候温暖湿润，祭祀区紧邻河边且植被茂密。动物考古分析显示，祭祀用牲有黄牛、野猪等。
更让人惊喜的是，在8个“祭祀坑”周边，考古学家还发现了灰沟、建筑基础以及小型“祭祀坑”，出土了金器、有领铜瑗、跪坐石虎、跪坐石人、石琮、石璧、玉凿、绿松石和象牙等珍贵文物。
冉宏林表示，以上新发现和研究成果表明，对三星堆祭祀区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通过几代考古人的接续努力，三星堆遗址的范围、延续年代等已基本清晰。
但是，三星堆还有很多待解之谜，目前能够看到的只是从事祭祀活动的高等级人群的情况，对于普通人的生产生活情况还不是很清楚。“我们要想更多地了解三星堆人生在哪儿、死在哪儿、祭祀活动使用的这些器物是在哪儿造出来，接下来就要进一步明确三星堆遗址的宫殿区、墓葬区、手工业作坊区等，这样才能够还原三星堆古国都城的整体样貌。”冉宏林说。
自2020年以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四川大学等科研机构和高校组成联合考古队在三星堆祭祀区开展发掘，在1986年发现的1、2号“祭祀坑”旁边相继发现、发掘了距今约3000年的6个“祭祀坑”，截至目前，共出土编号文物近13000件，其中相对完整的文物3155件。 新华社记者 惠小勇 肖林 童芳
“神器”再现 前所未有的发现刷新认知
在三星堆考古大棚，3、4号“祭祀坑”已结束野外发掘，5、6号“祭祀坑”已进入实验室考古阶段，正在进行埋藏文物的室内清理，此次公布的重要文物主要集中在7、8号“祭祀坑”。
负责7号“祭祀坑”发掘的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黎海超介绍，7号“祭祀坑”的特点是玉器多、小型青铜器多，玉器包括成捆的长条状玉凿、三孔玉璧形器、玉斧、玉瑗等。铜顶璋龙形饰、青铜立人、铜铃等青铜器小巧精致，其中一件不到10厘米长的青铜凤鸟，尾羽根根分明，是体现古人高超铸造技艺的杰作。
在这么多小件文物中，一件椭圆形网格状文物尤其显眼，这是7号“祭祀坑”的“镇坑之宝”龟背形网格状器，黎海超把它称为“月光宝盒”。“非常震撼，过去的认知里没有这样的器物，这是前所未有的发现。”黎海超介绍，这件文物上有丝绸的痕迹，外层是上下对称的龟背形网格状青铜器，一侧类似合页，附带四个青铜龙头把手和两三根青铜飘带。最让人称奇的是，青铜器里还装了一块大小形状相合的青绿色玉器，相当于一个裹着丝绸的精巧铜盒里装了一块美玉。
8号“祭祀坑”的特点是大件青铜器多，仅三星堆典型的青铜人头像目前就发现了近70件，比1、2号“祭祀坑”加起来的数量还要多。除了今年初公布的铜龙，考古学家还发现了金面罩铜头像、顶尊蛇身铜人像、精妙复杂的铜神坛、“机器狗”一样的铜巨型神兽、“裹裙坎肩大背头”的铜立人像、铜猪鼻龙形器、铜戴象牙立人像、铜神殿形器盖、石磬等，数件造型奇特的青铜器均为首次发现。
在8号“祭祀坑”发掘负责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赵昊眼里，铜神坛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它不是一个单独的器物，而是描绘了一个祭祀场景，代表三星堆人对世界的理解。”这件文物去年被发现，经过数个月的清理，复杂精美的构造得以显露。
青铜神坛由低到高分为三个部分，底部是带镂空花纹的台基，台基上有一个平台，平台每一面正中心分别坐着一个身着飘带彩衣、脚蹬云头鞋的人，还有一组高大的“力士”分别跪坐在一个刻有纹饰的小台基上，合力扛起一只小神兽。小神兽背上还骑着一个穿裙子的人，小神兽脖子被三股铜丝做成的绳子拴起来，绳上扣有一个精巧的小铜环。
类别丰富 证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成员
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冉宏林说，7、8号“祭祀坑”新发现的器物丰富了三星堆遗址的铜器类别，呈现出更加丰富的种类和文化内涵，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三星堆文物造型夸张、奇特，之前3号“祭祀坑”出土的一件文物直接被考古学家命名为“奇奇怪怪”，这让许多人感到费解，三星堆到底从何而来？
考古学家经过对三星堆新出土文物的仔细研究判定，三星堆遗址与国内其他地区存在密切的文化联系，三星堆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成员。以8号“祭祀坑”发现的一件顶尊蛇身铜人像为例，整件文物分为三个部分，中间是一个人首蛇身、凸目獠牙、戴有牛角面具的铜人像，双手撑在一个带方座的青铜罍上，头上还顶着一个朱砂彩绘觚形尊。冉宏林说：“铜人像具有古蜀文明的特征，方座铜器是先周文化的代表，尊是中原文化的代表，这三种文化因素集合到同一件器物上，生动地体现出三星堆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三星堆新发掘的6个“祭祀坑”中发现的铜尊、铜罍、铜瓿为中原殷商文化的典型铜器，玉琮来自甘青地区齐家文化，有领玉璧、玉璋、玉戈在河南、陕西、山东等地都有发现，大量金器则与半月形地带自古就有的金器使用传统相符，神树、顶尊跪坐人像以及大量龙形象器物表明，三星堆遗址的先民与国内其他地区人群在精神信仰方面很相似。“三星堆造型奇特的文物是古蜀人丰富想象力和精湛手工业的完美结合，其内心世界依然体现出中华文明‘天人合一、万物共生’的和谐理念，与其他区域文明对世界的想象高度一致。”冉宏林说。
除了文物，考古学家还通过现代科技手段，发现了丝绸的“踪迹”，填补了西南地区夏商时期无丝绸实物的空白。“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不仅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起源和组成部分，也是中华古代文明共同体中最具特色的区域文化之一。在中华文明一体化进程中，丝绸是一个非常显著的趋同因素，不管是关于丝绸的神话传说、史料记载，还是考古发现，均表明巴蜀和中原秉承着大致相同的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中国丝绸博物馆副馆长周旸说。
接续研究 众多待解之谜期待揭开
考古发掘紧张推进的同时，文物保护修复与多学科研究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
据了解，包括考古学、历史学、物理学、化学、古生物学、古地质学、古环境学等在内的近200位相关领域学者参与了三星堆的现场发掘、科技考古以及文物保护工作。经过精细清理和可逆物理固型，此前3号至6号“祭祀坑”出土的大口尊、圆口方尊、顶尊跪坐人像、顶坛跪坐人像、扭头跪坐人像、黄金面具等一批“重量级”文物已经实现“站立”并向公众展出。截至目前，已有77件青铜器、120件玉石器、44件金器、678根（段）象牙、46件象牙雕刻残件得到了清理修复。
经过碳14测年，三星堆“祭祀坑”的年代被确认为商代晚期，距今约3200年至3000年，解决了过去30年来关于“祭祀坑”埋藏年代的争议。
通过植物考古，科研人员在4号“祭祀坑”发现了竹子、芦苇、甘蓝、大豆等，表明古蜀国的气候温暖湿润，祭祀区紧邻河边且植被茂密。动物考古分析显示，祭祀用牲有黄牛、野猪等。
更让人惊喜的是，在8个“祭祀坑”周边，考古学家还发现了灰沟、建筑基础以及小型“祭祀坑”，出土了金器、有领铜瑗、跪坐石虎、跪坐石人、石琮、石璧、玉凿、绿松石和象牙等珍贵文物。
冉宏林表示，以上新发现和研究成果表明，对三星堆祭祀区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通过几代考古人的接续努力，三星堆遗址的范围、延续年代等已基本清晰。
但是，三星堆还有很多待解之谜，目前能够看到的只是从事祭祀活动的高等级人群的情况，对于普通人的生产生活情况还不是很清楚。“我们要想更多地了解三星堆人生在哪儿、死在哪儿、祭祀活动使用的这些器物是在哪儿造出来，接下来就要进一步明确三星堆遗址的宫殿区、墓葬区、手工业作坊区等，这样才能够还原三星堆古国都城的整体样貌。”冉宏林说。
自2020年以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四川大学等科研机构和高校组成联合考古队在三星堆祭祀区开展发掘，在1986年发现的1、2号“祭祀坑”旁边相继发现、发掘了距今约3000年的6个“祭祀坑”，截至目前，共出土编号文物近13000件，其中相对完整的文物3155件。 新华社记者 惠小勇 肖林 童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