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8年07月05日]
-- 生活晨报 --
版次:[A1]
“抗癌药代购第一人” 陆勇将“下线”
这个月初，一部口碑炸裂的电影横空出世。由徐峥主演的电影《我不是药神》进行了小规模点映，虽然只是点映，但口碑爆棚，票务平台评分高达9.7分。几乎一夜之间，这部影片刷爆了很多人的朋友圈。
这部电影将于明日上映。《我不是药神》将镜头对准了在死亡边缘挣扎的白血病患者，他们的绝望无助更多的不是来自病痛，而是贫穷——影片中，因为没有足够的钱支撑每个月4万元的天价药费，很多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贫穷”一点点吞噬自己的生命。
影片根据慢粒白血病患者陆勇的真实事迹改编。随着电影大热，有关这个人物，以及当年“陆勇事件”的争议和讨论，又在网上火了一把。
“药神”原型真有其人
据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2017中国肿瘤登记年报》，我国每年新发癌症病例429万，平均每天1万多人被确诊为癌症，他们中的很多人将面临漫长的治疗过程。
作为慢粒白血病患者，陆勇和他的病友大概还算是幸运的，因为从2014年开始，他们已经不必像过去那样为药价发愁了。如今，陆勇还在从印度购买日常所需的药物，每年花费3000多元。
在这部电影中，“药神”的原型便是“药侠”陆勇。
陆勇还记得，2002年，34岁的他被查出癌症，并开始接受治疗。吃了2年的瑞士抗癌药格列卫，花了56.4万元。这让原本家境不错的他，日子很快捉襟见肘。
2004年，陆勇获悉印度有一种廉价的格列卫仿制药，而这种药的价格是正版药的二十分之一，一年的花费不过几万元。
陆勇开始服用仿制“格列卫”，并于当年8月在病友群里分享了这一消息。随后，很多病友让英语不错的陆勇帮忙购买此药，人数达1000多人。到了2014年，“团购价”降到了每盒200元左右。为方便给印度汇款，陆勇从网上买了3张信用卡，并将其中一张卡交给印度公司作为收款账户，另外两张因无法激活，被他丢弃。
正是此次买卡让警方注意到了陆勇，警方发现陆勇非法购买信用卡，且卡上现金流转额巨大。2013年11月23日，陆勇被湖南沅江市公安局逮捕，至2014年3月19日执行取保侯审，陆勇在看守所里呆了119天。2014年7月，沅江市检察院以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和销售假药罪对陆勇提起公诉，随后陆勇取保候审。
2015年1月10日晚，陆勇和病友从无锡飞抵北京，本打算接受媒体的采访，结果在机场被警方抓获。
陆勇的被捕引发了诸多舆论对于高价“救命药”与因病致贫的讨论，一时间成为新闻人物的他被媒体称为“抗癌药代购第一人”。“药侠”的标签也附着在陆勇身上，并向更大范围流传开来。陆勇一度被慢粒白血病病友视为救命恩人。陆勇案中，1002名白血病病友联名写信，请求司法机关对他免予刑事处罚。2015年1月27日，沅江市人民检察院撤回起诉，两天后，陆勇重获自由。
对于这段经历，陆勇现在并不愿多提，他说：“人嘛，总是想活下去的。”
印度仿制药为何便宜
据了解，瑞士“格列宁”的诞生，是众多医疗专家的科研结晶，由于其背后的巨大商业价值潜力，许多专家团队花费巨额经费和人力不断开发。举个例子，有瑞士公司投入了800多亿元资金研发，最终能保证研发成功的只有21 种，能够大卖的只有“格列宁”等几款。高风险与高投入，决定了“格列宁”的高价格。
但高价格的正版药，许多人的经济实力负担不起，印度的低价仿制药因此被大量购买。
为什么印度仿制药那么便宜？
仿制药并非“见不得光”，它是指专利药品的化合物专利到期后，其他厂家所生产的和专利药化合物成分一模一样的药物（具体的生产工艺和配料比例可能会不同）。
针对仿制药，已有简单的申请步骤ANDA，通过这个流程，需要证明仿制药和专利药的化合物一模一样，并具有相同的生物等效应和有效性。而需要强调的是，仿制药一般不需要进行临床试验，其申请时间和花费的经费，都远较专利药为少。
而印度，在1970年颁布了《专利法》，取消了医药产品的专利，使印度本土制药企业可以合法地仿制跨国制药企业的专利药品。此后，印度还颁布了一系列法规和政策，目的就在于压低国内的药价，同时鼓励本土制药企业大举开发仿制药。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印度生产的仿制药，价格这么便宜了。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印度成了全球药品主要出口国，被称为“第三世界的药房”。
有人认为，印度专利法体现的是对“济世原则”的尊重，这也是大量印度“格列卫”出现在印度本土市场甚至畅销日本、韩国、中国等周边国家的重要背景。
据彭博社报道，2016年共计164亿美元的印度仿制药远销海外。《经济学人》也在今年3月的一篇报道中提到，在过去10年里，印度仿制药在美国的销售额每年增长30％。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也已经允许印度仿制药在美使用，并且还为其提供了快速批准。在印度，约有550个实验室为药物市场利润丰厚的美国市场进行供药，还占领了90%的市场份额。
记者注意到，在无国界医生组织2005年的一篇报告中提到，印度的仿制药使艾滋病治疗的花费从原先的10000美元下降到约200美元。报道还写道，“世界各地的病人都依赖印度生产者来生产价格合理的仿制药”。
价格低廉自始至终都是印度仿制药在中国热销的重要原因。
但根据中国《药品管理法》第四十八条，“依照本法必须批准而未经批准生产、进口，或者依照本法必须检验而未经检验即销售的，按假药论处”。也就是说，陆勇代购的印度仿制药，在国内均会被认定为假药。
瑞士的格列卫抗癌药专利在2013年已经到期，国内已有生产“格列卫”仿制药的药业，但每盒售价均在几千元，印度“格列卫”仿制药仍然有巨大的价格优势。且这也是2013年以后的事情，在2013年瑞士诺华公司的格列卫专利到期之前，中国没有类似的国产仿制药。
进口抗癌药进医保了
对于中国绝大多数的癌症患者而言，抗癌药品的价格决定了他们生存希望的大小。
记者查询到，受药品种类不同、是否享受最惠国待遇不同等因素影响，目前我国对进口药品征收的关税税率不同，低的2%左右，高的8%左右。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放疗科陈波教授说，零关税最直接的受益者，就是长期使用靶向药物的患者。陈波说，例如靶向药，都有专利保护期，只有进口药，国内没有同类产品。这个情况下病人没有选择。靶向药比化疗药贵得多。有的病人用靶向药一个月5万元，吃10个月就是50万元。
影片中的“格列宁”指的是瑞士诺华制药生产的格列卫。原版诺华格列卫在内地的售价是2.35万元，在香港地区的售价是1.7万元，美国和韩国的售价分别是1.36万元和1万元左右。没有长期服用过类似高价药的人，很难理解“进医保”这三个字的分量。
2014年国家发改委下发《推进药品价格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对药品价格形成机制进行改革；2015年5月，国家发改委、原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七部委制定了《推进药品价格改革意见》；2015年国务院印发《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批制度的意见》；2016年工信部、原国家卫计委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医药工业发展规划指南》；到2018年，中国已有19个省市相继将“格列卫”纳入医保；2018年，中国开始对进口抗癌药实施零关税。
影片中故事开始的2002年，慢粒白血病患者的存活率为30%，到2018年，这一比例已上升至85%。这其中是医药改革、医学研究和无数患者与医疗工作者推动的结果。就像影片中主人公所说，“今后都会越来越好，希望这一天早点到来。”
中国对进口抗癌药实施零关税，像陆勇这样的进口抗癌药代购们将会“下线”。陆勇说：“今天的变化，跟我那个案件发生的时间，甚至跟我刚开始吃药的时候比，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的药品制度改革确实往前走得很快，非常快。这几年出台的政策，可能以前10年都出不了那么多好政策。政府已经拿出最大的努力，对所有肿瘤患者，肯定能减少他们的负担。”
综合 《每日经济新闻》、中国之声、《都市快报》
这部电影将于明日上映。《我不是药神》将镜头对准了在死亡边缘挣扎的白血病患者，他们的绝望无助更多的不是来自病痛，而是贫穷——影片中，因为没有足够的钱支撑每个月4万元的天价药费，很多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贫穷”一点点吞噬自己的生命。
影片根据慢粒白血病患者陆勇的真实事迹改编。随着电影大热，有关这个人物，以及当年“陆勇事件”的争议和讨论，又在网上火了一把。
“药神”原型真有其人
据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2017中国肿瘤登记年报》，我国每年新发癌症病例429万，平均每天1万多人被确诊为癌症，他们中的很多人将面临漫长的治疗过程。
作为慢粒白血病患者，陆勇和他的病友大概还算是幸运的，因为从2014年开始，他们已经不必像过去那样为药价发愁了。如今，陆勇还在从印度购买日常所需的药物，每年花费3000多元。
在这部电影中，“药神”的原型便是“药侠”陆勇。
陆勇还记得，2002年，34岁的他被查出癌症，并开始接受治疗。吃了2年的瑞士抗癌药格列卫，花了56.4万元。这让原本家境不错的他，日子很快捉襟见肘。
2004年，陆勇获悉印度有一种廉价的格列卫仿制药，而这种药的价格是正版药的二十分之一，一年的花费不过几万元。
陆勇开始服用仿制“格列卫”，并于当年8月在病友群里分享了这一消息。随后，很多病友让英语不错的陆勇帮忙购买此药，人数达1000多人。到了2014年，“团购价”降到了每盒200元左右。为方便给印度汇款，陆勇从网上买了3张信用卡，并将其中一张卡交给印度公司作为收款账户，另外两张因无法激活，被他丢弃。
正是此次买卡让警方注意到了陆勇，警方发现陆勇非法购买信用卡，且卡上现金流转额巨大。2013年11月23日，陆勇被湖南沅江市公安局逮捕，至2014年3月19日执行取保侯审，陆勇在看守所里呆了119天。2014年7月，沅江市检察院以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和销售假药罪对陆勇提起公诉，随后陆勇取保候审。
2015年1月10日晚，陆勇和病友从无锡飞抵北京，本打算接受媒体的采访，结果在机场被警方抓获。
陆勇的被捕引发了诸多舆论对于高价“救命药”与因病致贫的讨论，一时间成为新闻人物的他被媒体称为“抗癌药代购第一人”。“药侠”的标签也附着在陆勇身上，并向更大范围流传开来。陆勇一度被慢粒白血病病友视为救命恩人。陆勇案中，1002名白血病病友联名写信，请求司法机关对他免予刑事处罚。2015年1月27日，沅江市人民检察院撤回起诉，两天后，陆勇重获自由。
对于这段经历，陆勇现在并不愿多提，他说：“人嘛，总是想活下去的。”
印度仿制药为何便宜
据了解，瑞士“格列宁”的诞生，是众多医疗专家的科研结晶，由于其背后的巨大商业价值潜力，许多专家团队花费巨额经费和人力不断开发。举个例子，有瑞士公司投入了800多亿元资金研发，最终能保证研发成功的只有21 种，能够大卖的只有“格列宁”等几款。高风险与高投入，决定了“格列宁”的高价格。
但高价格的正版药，许多人的经济实力负担不起，印度的低价仿制药因此被大量购买。
为什么印度仿制药那么便宜？
仿制药并非“见不得光”，它是指专利药品的化合物专利到期后，其他厂家所生产的和专利药化合物成分一模一样的药物（具体的生产工艺和配料比例可能会不同）。
针对仿制药，已有简单的申请步骤ANDA，通过这个流程，需要证明仿制药和专利药的化合物一模一样，并具有相同的生物等效应和有效性。而需要强调的是，仿制药一般不需要进行临床试验，其申请时间和花费的经费，都远较专利药为少。
而印度，在1970年颁布了《专利法》，取消了医药产品的专利，使印度本土制药企业可以合法地仿制跨国制药企业的专利药品。此后，印度还颁布了一系列法规和政策，目的就在于压低国内的药价，同时鼓励本土制药企业大举开发仿制药。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印度生产的仿制药，价格这么便宜了。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印度成了全球药品主要出口国，被称为“第三世界的药房”。
有人认为，印度专利法体现的是对“济世原则”的尊重，这也是大量印度“格列卫”出现在印度本土市场甚至畅销日本、韩国、中国等周边国家的重要背景。
据彭博社报道，2016年共计164亿美元的印度仿制药远销海外。《经济学人》也在今年3月的一篇报道中提到，在过去10年里，印度仿制药在美国的销售额每年增长30％。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也已经允许印度仿制药在美使用，并且还为其提供了快速批准。在印度，约有550个实验室为药物市场利润丰厚的美国市场进行供药，还占领了90%的市场份额。
记者注意到，在无国界医生组织2005年的一篇报告中提到，印度的仿制药使艾滋病治疗的花费从原先的10000美元下降到约200美元。报道还写道，“世界各地的病人都依赖印度生产者来生产价格合理的仿制药”。
价格低廉自始至终都是印度仿制药在中国热销的重要原因。
但根据中国《药品管理法》第四十八条，“依照本法必须批准而未经批准生产、进口，或者依照本法必须检验而未经检验即销售的，按假药论处”。也就是说，陆勇代购的印度仿制药，在国内均会被认定为假药。
瑞士的格列卫抗癌药专利在2013年已经到期，国内已有生产“格列卫”仿制药的药业，但每盒售价均在几千元，印度“格列卫”仿制药仍然有巨大的价格优势。且这也是2013年以后的事情，在2013年瑞士诺华公司的格列卫专利到期之前，中国没有类似的国产仿制药。
进口抗癌药进医保了
对于中国绝大多数的癌症患者而言，抗癌药品的价格决定了他们生存希望的大小。
记者查询到，受药品种类不同、是否享受最惠国待遇不同等因素影响，目前我国对进口药品征收的关税税率不同，低的2%左右，高的8%左右。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放疗科陈波教授说，零关税最直接的受益者，就是长期使用靶向药物的患者。陈波说，例如靶向药，都有专利保护期，只有进口药，国内没有同类产品。这个情况下病人没有选择。靶向药比化疗药贵得多。有的病人用靶向药一个月5万元，吃10个月就是50万元。
影片中的“格列宁”指的是瑞士诺华制药生产的格列卫。原版诺华格列卫在内地的售价是2.35万元，在香港地区的售价是1.7万元，美国和韩国的售价分别是1.36万元和1万元左右。没有长期服用过类似高价药的人，很难理解“进医保”这三个字的分量。
2014年国家发改委下发《推进药品价格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对药品价格形成机制进行改革；2015年5月，国家发改委、原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七部委制定了《推进药品价格改革意见》；2015年国务院印发《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批制度的意见》；2016年工信部、原国家卫计委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医药工业发展规划指南》；到2018年，中国已有19个省市相继将“格列卫”纳入医保；2018年，中国开始对进口抗癌药实施零关税。
影片中故事开始的2002年，慢粒白血病患者的存活率为30%，到2018年，这一比例已上升至85%。这其中是医药改革、医学研究和无数患者与医疗工作者推动的结果。就像影片中主人公所说，“今后都会越来越好，希望这一天早点到来。”
中国对进口抗癌药实施零关税，像陆勇这样的进口抗癌药代购们将会“下线”。陆勇说：“今天的变化，跟我那个案件发生的时间，甚至跟我刚开始吃药的时候比，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的药品制度改革确实往前走得很快，非常快。这几年出台的政策，可能以前10年都出不了那么多好政策。政府已经拿出最大的努力，对所有肿瘤患者，肯定能减少他们的负担。”
综合 《每日经济新闻》、中国之声、《都市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