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24年06月14日]
-- 智慧生活报 --
版次:[A7]
中国工程院院士余刚
深耕环境30年坐热“冷板凳”
从事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研究30多年来，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师范大学环境与生态前沿交叉研究院院长余刚见证这一领域不断发展，经历了把“冷板凳”坐“热”的过程。
“我的热情和动力一方面来自研究兴趣，另一方面在于POPs的重要性以及它对生态系统和人体健康构成的风险，我从没想过换方向，相信它一定能够为人熟知、受到重视。”余刚说。
人生的转折点
2004年，对中国的环境化学界来说，是特殊的一年。这一年的11月11日，中国于3年前签署的“斯德哥尔摩公约”（以下简称POPs公约）正式生效。该公约作为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免受POPs危害的全球行动，有124个成员国，中国是其中之一。
对余刚来说，这段时期也是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POPs公约的签署和生效，将这位已在有机污染物控制领域研究10余年的学者一下子推上了国际舞台。
2005年5月，POPs公约第一次缔约方大会在乌拉圭召开，身为技术专家的余刚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一员参会。会上，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提出建议，估算发展中国家为解决首批POPs问题所需资金。按照“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发达国家应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援助和技术援助。
“中国代表团团长话音刚落，就遭到了欧盟代表团的坚决反对，随即是发达国家的普遍反对，最后只能休会。”余刚回忆说。
现场情况对余刚触动极大，“我更加深刻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个科学问题，更涉及国际政治、外交、法律、经济等，是一个综合性问题。”
在这次会议上，余刚当选联合国环境规划署POPs公约最佳可行技术/最佳环境实践专家组联合主席，另一位联合主席是来自发达国家的专家。
后来，余刚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参加了11次缔约方大会。正因有过这样的经历，余刚及其团队研究制订战略行动计划时，考虑问题才更加全面。
独有的快乐
走上国际舞台的余刚意识到，“具备国际视野的中国环境治理人才太少了”。其直接影响是，中国在国际组织及全球治理中缺乏话语权。
“这种局面需要改变。”余刚说。
2001年，也是中国签署POPs公约这年，时任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副主任的他联合学校化学系、化工系、法学院等单位，共同建立了清华大学POPs研究中心。该中心以POPs环境风险评价、污染源减排、废物安全处置和履约决策支持等为重点研究方向，多学科交叉开展前沿性基础研究、前瞻性高技术开发和战略性决策咨询。
与前沿研究同样不可忽视的，还有人才培养问题。“我们通过制定全新的培养方案，开设了全球环境国际班，每年招收约15名本科生，希望他们深造后能胜任国际组织、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和跨国企业中的相关工作，将来成为全球环境领域的骨干。”余刚说。
前不久，余刚的一位在生态环境部国际司担任副司长的学生带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在国外进行塑料公约的谈判，这让余刚很高兴：“我感到非常自豪，这是我们作为老师独有的快乐。”
“阳春白雪”的研究
什么是POPs？这是多年来余刚经常被问及的问题。“水污染、大气污染、噪声污染这些常规污染物看得见、听得见。但POPs肉眼看不到，它是指具有环境持久性、生物蓄积性、远距离环境迁移的潜力，并对人体健康或生态环境产生不利影响的有机污染物。”余刚说。
余刚用“阳春白雪”来形容自己的研究。“大家会觉得，那些常规污染物问题都没有被完全解决，更何况这种浓度更低的污染物？同时，其研究条件要求较高，需要更加先进的检测分析方法和仪器设备。因此，早年间从事POPs研究的人非常少，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近些年才逐渐多了起来。”
与那些直接致死的污染物不同，POPs在人体内的累积更隐秘、周期更长，危及人体内分泌、免疫、神经、生殖等系统。“简言之，它不立刻要人命，让人活着，但不会让人好好活着。”余刚说。
目前，绝大部分新污染物在全球尺度和全国尺度的污染状态还不清楚，不同类别新污染物的排放源和排放清单、在环境介质与生物体内的存在形态和浓度水平、源汇关系等，都亟待进一步研究。
余刚表示：“有些发达国家行动得早，但对于POPs问题仍然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如果我们的研究、政策、治理等能迎头赶上，或许可以实现弯道超车。” 刘如楠/文 受访者供图
“我的热情和动力一方面来自研究兴趣，另一方面在于POPs的重要性以及它对生态系统和人体健康构成的风险，我从没想过换方向，相信它一定能够为人熟知、受到重视。”余刚说。
人生的转折点
2004年，对中国的环境化学界来说，是特殊的一年。这一年的11月11日，中国于3年前签署的“斯德哥尔摩公约”（以下简称POPs公约）正式生效。该公约作为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免受POPs危害的全球行动，有124个成员国，中国是其中之一。
对余刚来说，这段时期也是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POPs公约的签署和生效，将这位已在有机污染物控制领域研究10余年的学者一下子推上了国际舞台。
2005年5月，POPs公约第一次缔约方大会在乌拉圭召开，身为技术专家的余刚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一员参会。会上，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提出建议，估算发展中国家为解决首批POPs问题所需资金。按照“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发达国家应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援助和技术援助。
“中国代表团团长话音刚落，就遭到了欧盟代表团的坚决反对，随即是发达国家的普遍反对，最后只能休会。”余刚回忆说。
现场情况对余刚触动极大，“我更加深刻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个科学问题，更涉及国际政治、外交、法律、经济等，是一个综合性问题。”
在这次会议上，余刚当选联合国环境规划署POPs公约最佳可行技术/最佳环境实践专家组联合主席，另一位联合主席是来自发达国家的专家。
后来，余刚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参加了11次缔约方大会。正因有过这样的经历，余刚及其团队研究制订战略行动计划时，考虑问题才更加全面。
独有的快乐
走上国际舞台的余刚意识到，“具备国际视野的中国环境治理人才太少了”。其直接影响是，中国在国际组织及全球治理中缺乏话语权。
“这种局面需要改变。”余刚说。
2001年，也是中国签署POPs公约这年，时任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副主任的他联合学校化学系、化工系、法学院等单位，共同建立了清华大学POPs研究中心。该中心以POPs环境风险评价、污染源减排、废物安全处置和履约决策支持等为重点研究方向，多学科交叉开展前沿性基础研究、前瞻性高技术开发和战略性决策咨询。
与前沿研究同样不可忽视的，还有人才培养问题。“我们通过制定全新的培养方案，开设了全球环境国际班，每年招收约15名本科生，希望他们深造后能胜任国际组织、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和跨国企业中的相关工作，将来成为全球环境领域的骨干。”余刚说。
前不久，余刚的一位在生态环境部国际司担任副司长的学生带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在国外进行塑料公约的谈判，这让余刚很高兴：“我感到非常自豪，这是我们作为老师独有的快乐。”
“阳春白雪”的研究
什么是POPs？这是多年来余刚经常被问及的问题。“水污染、大气污染、噪声污染这些常规污染物看得见、听得见。但POPs肉眼看不到，它是指具有环境持久性、生物蓄积性、远距离环境迁移的潜力，并对人体健康或生态环境产生不利影响的有机污染物。”余刚说。
余刚用“阳春白雪”来形容自己的研究。“大家会觉得，那些常规污染物问题都没有被完全解决，更何况这种浓度更低的污染物？同时，其研究条件要求较高，需要更加先进的检测分析方法和仪器设备。因此，早年间从事POPs研究的人非常少，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近些年才逐渐多了起来。”
与那些直接致死的污染物不同，POPs在人体内的累积更隐秘、周期更长，危及人体内分泌、免疫、神经、生殖等系统。“简言之，它不立刻要人命，让人活着，但不会让人好好活着。”余刚说。
目前，绝大部分新污染物在全球尺度和全国尺度的污染状态还不清楚，不同类别新污染物的排放源和排放清单、在环境介质与生物体内的存在形态和浓度水平、源汇关系等，都亟待进一步研究。
余刚表示：“有些发达国家行动得早，但对于POPs问题仍然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如果我们的研究、政策、治理等能迎头赶上，或许可以实现弯道超车。” 刘如楠/文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