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24年01月15日]
-- 智慧生活报 --
版次:[B19]
这里是最早叫“中国”的地方
提到“中国”这两个字，很多人首先会想到，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虽然中国的历史很长，但“中国”这个称谓用来指代中国，时间并不是很长。尤其是在民国之前，人们多用朝代或者“华夏”“九州”“神州”等看起来更“古朴”的代称来表示中国。那“中国”一词，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山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一级巡视员王志超表示，其实，“中国”一词很早就出现了，而最早被称为“中国”的地区，就在我省晋南地区。
晋南地区是“最初的中国”的摇篮
“中国”一词最早出现于什么时候，在古代和现代，其含义又有什么不同？
西周初年的青铜器“何尊”铭文，用12行122字记述了成王继承武王遗志，在洛邑（今河南洛阳）营建东都成周之事，其中有“宅兹中或（国）”四字，意思就是在“中国”这个地方营建都城——这是已知最早出现的“中国”一词。此前发现的殷商甲骨文卜辞里，“中”和“国”两个字都不曾见有连用。《史记》中记载，舜“之中国，践天子位”，这是“中国”在文献中第一次被明确提到。
王志超表示，从铭文中我们可以知道，中国指四方“地中之国”或“地中之都”，是一个具体的地方，大体指以“洛邑”或洛阳盆地为中心的中原地区。而从考古发现来看，和这个说法相符的，目前只有以“陶寺”与“二里头”为都邑的两块地方。
如果将“中国”比喻成一个人，那么在公元前4000多年前，“中国”还在文化母体中孕育；到龙山文化晚期，以陶寺为代表的陶寺文化社会诞生了“最初的中国”；至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国”已成长为十多岁的“儿童”，是成长起来的“中国”。如此来说，以陶寺为标志的晋南地区，就成为“最初的中国”摇篮。
晋南是“古中国”的政治核心区域
“最初的中国”诞生了，人类文明便逐渐从这里发展起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曹定云认为，“古中国”的核心区域也在晋南。
王志超介绍，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大约是从炎黄阪泉之战，黄帝战胜炎帝成为部落联盟首领后开始的。然后，炎黄部落在涿鹿大败蚩尤，黄帝部落联盟首领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从而开启了中华历史的新篇章。
但这一阶段还处于原始时代，阶级尚未出现，“国家”尚未正式产生。直到“尧舜禹”时代，社会开始出现“阶级分化”，并形成早期的“国家”。这些早期“国家”还有“名称”，尧称“唐”，舜称“虞”，禹称“夏”。“唐、虞、夏”便是中国历史“朝代”之祖。其都城分别是：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
碳十四年代技术测年数据表明，陶寺文化距今约4500—3900 年之间，相当于史载的尧舜禹时期。
而从陶寺遗址发掘的一系列物证表明，陶寺遗址在年代、地理位置、规模等级及历史遗存、当地传说等方面都与“尧都平阳”相当契合。
至此，陶寺遗址成了“尧都平阳”的不二之选。
对此，中国现代考古学家苏秉琦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写道，在中国文明起源的历程中，作为帝尧陶唐氏文化遗存的陶寺文化，是中国正式踏进文明社会的界碑石，也是中华民族的主体、华夏民族集团正式形成并由此不断推进民族发展的奠基石。这些，都是“古中国”政治中心在晋南的最好明证。而陶寺作为尧时代的都城，当然是其政治、经济、文化等中心，也必然成为尧文化的中心，成为华夏文明的源头活水。
晋南地区的文化中有着“古中国”的影子
河东大地处在华夏文明发祥地的中心地带，也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甚至目前晋南一带所留存的文化中，依旧能找到“古中国”文化的影子。
首先是盐文化。
王志超表示，“古中国”之所以能从晋南地区诞生并发展起来，多位专家认为，盐文化是关键的因素之一。
虽然在“古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关于盐文化的介绍很少，如，夏代及以前关于盐业的考古资料很贫乏，商代后期的甲骨文字和考古发掘报告只零星地涉及了河东盐的问题，周代涉盐的文字仅仅散见于各种文献中。但王志超认为，仅河东地区流传的各种传说，如黄帝为争夺盐与蚩尤大战、舜帝赞美池盐吟唱《南风歌》、伯乐相马等，就足见盐文化在华夏文明的形成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其次是民间信仰。
在我国，女娲补天的传说可谓妇孺皆知，而在晋南一带，就流传着众多“女娲遗迹”，这些遗迹所在地方，和尧舜禹等英雄人物生活的区域基本吻合；至今仍在洪洞县延续着的“三月三走亲”习俗，反映了尧舜时代的亲属制度；长治、晋城两市保有丰富且珍贵的炎帝神农氏资料……“今天的中国,是由古代中国发展演进而来的。追根溯源，山西是‘古中国’的主根和核心，‘古中国’研究是一个重大课题和响亮品牌。”王志超说，目前，陶寺遗址已成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课题，“山西与古中国”或将成为山西最靓的一块文化品牌。 记者 杨晓艳
晋南地区是“最初的中国”的摇篮
“中国”一词最早出现于什么时候，在古代和现代，其含义又有什么不同？
西周初年的青铜器“何尊”铭文，用12行122字记述了成王继承武王遗志，在洛邑（今河南洛阳）营建东都成周之事，其中有“宅兹中或（国）”四字，意思就是在“中国”这个地方营建都城——这是已知最早出现的“中国”一词。此前发现的殷商甲骨文卜辞里，“中”和“国”两个字都不曾见有连用。《史记》中记载，舜“之中国，践天子位”，这是“中国”在文献中第一次被明确提到。
王志超表示，从铭文中我们可以知道，中国指四方“地中之国”或“地中之都”，是一个具体的地方，大体指以“洛邑”或洛阳盆地为中心的中原地区。而从考古发现来看，和这个说法相符的，目前只有以“陶寺”与“二里头”为都邑的两块地方。
如果将“中国”比喻成一个人，那么在公元前4000多年前，“中国”还在文化母体中孕育；到龙山文化晚期，以陶寺为代表的陶寺文化社会诞生了“最初的中国”；至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国”已成长为十多岁的“儿童”，是成长起来的“中国”。如此来说，以陶寺为标志的晋南地区，就成为“最初的中国”摇篮。
晋南是“古中国”的政治核心区域
“最初的中国”诞生了，人类文明便逐渐从这里发展起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曹定云认为，“古中国”的核心区域也在晋南。
王志超介绍，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大约是从炎黄阪泉之战，黄帝战胜炎帝成为部落联盟首领后开始的。然后，炎黄部落在涿鹿大败蚩尤，黄帝部落联盟首领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从而开启了中华历史的新篇章。
但这一阶段还处于原始时代，阶级尚未出现，“国家”尚未正式产生。直到“尧舜禹”时代，社会开始出现“阶级分化”，并形成早期的“国家”。这些早期“国家”还有“名称”，尧称“唐”，舜称“虞”，禹称“夏”。“唐、虞、夏”便是中国历史“朝代”之祖。其都城分别是：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
碳十四年代技术测年数据表明，陶寺文化距今约4500—3900 年之间，相当于史载的尧舜禹时期。
而从陶寺遗址发掘的一系列物证表明，陶寺遗址在年代、地理位置、规模等级及历史遗存、当地传说等方面都与“尧都平阳”相当契合。
至此，陶寺遗址成了“尧都平阳”的不二之选。
对此，中国现代考古学家苏秉琦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写道，在中国文明起源的历程中，作为帝尧陶唐氏文化遗存的陶寺文化，是中国正式踏进文明社会的界碑石，也是中华民族的主体、华夏民族集团正式形成并由此不断推进民族发展的奠基石。这些，都是“古中国”政治中心在晋南的最好明证。而陶寺作为尧时代的都城，当然是其政治、经济、文化等中心，也必然成为尧文化的中心，成为华夏文明的源头活水。
晋南地区的文化中有着“古中国”的影子
河东大地处在华夏文明发祥地的中心地带，也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甚至目前晋南一带所留存的文化中，依旧能找到“古中国”文化的影子。
首先是盐文化。
王志超表示，“古中国”之所以能从晋南地区诞生并发展起来，多位专家认为，盐文化是关键的因素之一。
虽然在“古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关于盐文化的介绍很少，如，夏代及以前关于盐业的考古资料很贫乏，商代后期的甲骨文字和考古发掘报告只零星地涉及了河东盐的问题，周代涉盐的文字仅仅散见于各种文献中。但王志超认为，仅河东地区流传的各种传说，如黄帝为争夺盐与蚩尤大战、舜帝赞美池盐吟唱《南风歌》、伯乐相马等，就足见盐文化在华夏文明的形成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其次是民间信仰。
在我国，女娲补天的传说可谓妇孺皆知，而在晋南一带，就流传着众多“女娲遗迹”，这些遗迹所在地方，和尧舜禹等英雄人物生活的区域基本吻合；至今仍在洪洞县延续着的“三月三走亲”习俗，反映了尧舜时代的亲属制度；长治、晋城两市保有丰富且珍贵的炎帝神农氏资料……“今天的中国,是由古代中国发展演进而来的。追根溯源，山西是‘古中国’的主根和核心，‘古中国’研究是一个重大课题和响亮品牌。”王志超说，目前，陶寺遗址已成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课题，“山西与古中国”或将成为山西最靓的一块文化品牌。 记者 杨晓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