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群发圈”大有讲究

　　对智能手机，从排斥到离不开，我走过六七年的漫长道路。
　　　　我与智能手机的结缘，还得感谢孙子的一顿“小皮锤”。7年前的一天，我去幼儿园接孙子，孙子让我对准教室墙上的一个乱七八糟的方框图形“扫码”。可我耳聋迟钝，听不懂他说的什么“马”，况且我已经习惯使用只具备通话功能的旧手机，虽然买了部智能手机，但一直放在家里备用。孙子不听我的解释，看着别的家长一个个牛气地“扫码”后看屏，他急得脸色都变了，甚至对我动起手来。看着他“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执拗劲儿，我打电话急呼老伴儿找出新手机送来。自此，我不得不与时俱进，与智能手机亲密接触起来。
　　　　使用微信则是源于“抵挡不住的诱惑”。那年我与同事出差，刚到酒店住下，同事的同学们就纷纷打电话问候。我纳闷，咋这么快就知道信儿了？一问才知道，途中他在群里发了条信息，同学们便一下子都知晓了。又有一次，我回移民搬迁12年的旧村参加清明节前的公祭，发放我牵头编纂的全村各家族《世系图》，一个侄孙在临时饭店的篷布外贴了一张有二维码的A4纸。年轻人们纷纷扫码，很快就成立起一个“高墙框在召唤”微信群。这两件事对我的诱惑很大，自此我也学会了“面对面建群”和“选择一个群”，而且不到半年就主动或被动地拥有30多个群，觉得甚是荣耀，有时还在人前炫耀。
　　　　微信像一匹“黑马”闯进我的生活，给我的日常工作和人际交往带来了极大方便。每到单位，我就把微信和电脑“捆绑”起来，通过键盘操作，打字、粘贴、下载、看视频，方便快捷省眼力。在参加一次征文颁奖时，一位文友问“我怎么看你的朋友圈？”于是又学会了一种本事，与人吃顿饭也发朋友圈。
　　　　没过多久，“进群发圈”之滥，终于酿成应接不暇的负担，有的群里甚至出现贬损、谩骂、泄私愤等“网络暴力”信息，无端给自己平静的生活带来干扰和烦恼。由此我渐渐明白，网络世界不是“世外桃源”，更不是“法外之地”，绝不能无限制、无分辨、无原则地“互加微信”，也不能动辄发个朋友圈“显摆”。
　　　　自此，根据自己的年龄、精力等实际情况，逐步大幅度压减微信群，只留七八个工作群和亲情友情群，满足正常交流即可。之后，即使在联系最频繁的同学群里，也保持和在现实生活中一样的谨言慎行，非正能量不发，非必要不发，发则必先评估副作用的风险，对耸人听闻的“猛料”或看破红尘的所谓“人生哲理”等一概拒发。有些如宣传自己所参加的社会团体公益活动和其他文事活动的内容，不适合在不相干的微信群发，就发朋友圈，但必精挑细选照片，精心撰写说明词，而且频率控制在每周一两次或每月一两次。
　　　　反观周围，发现我与大多数人的“网络社交成熟度”同步。现在我加入的多数微信群里热度不高，整日静悄悄的，大家似乎都很理智，有时宁可选择“私信”方式。朋友圈也一样，数量减少了，整体质量反而提高了。比如大同图书馆陈建文老师所发有关长城文化的内容，多是从权威报刊、网站上的学术文章和新闻报道中下载选发的，知识性、学术性、新闻性皆具，因而成为我的良师益友。 （大同李生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