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8年11月28日]
-- 生活晨报 --
版次:[A1]
等了两个月终于装了电话恨不得告诉所有人
讲述者：王春兰出生年月：1950年4月所在地：太原市杏花岭区
时代的变化在通信上。
40年前，书信和电报是老百姓通信的纽带；今天，“人手一机”承担了维系感情的重任。通信方式在形式、技能方面的更迭，为改革开放壮丽画卷增添了精彩的一笔。1978年，王春兰是28岁的姑娘，她用书信和电报与亲人交流感情；1996年，她46岁，家里装上了固定电话；2008年，她买了第一部手机；如今，她用智能手机上网。40年来，王春兰通信方式的“进化”，紧跟着改革开放的步伐。
邮递员喊父亲的名字我们立刻意识到出事了
我们这代人，年轻的时候都是用书信联系感情。那会儿，看到身穿绿色工服、骑自行车走街串巷送信的邮递员就特别亲切，即便没有我的信，也想上去打个招呼。
至今，我家还保存着那时远在阳泉的叔叔、姨姨和远在尼泊尔工作的弟弟写来的信。可能是因为年纪大了，如今的我经常能想起过去，也常拿出来看看那些书信。那些书信的信封、纸张和行文方式都留着那个时代的印记。信中记录最多的就是思念、家人情况和工作。每次阅读，都能让我的思绪回到那个简单、忙碌的年代。
那时候，每当父母思念远方的亲人时，我就会帮他们写一封信。为了不浪费几分钱的邮票，每次写信，都要花上半天甚至是一天时间写上好几页信纸。写完信，去邮局买上信封和邮票，把信纸折上四折，小心翼翼地塞进信封里。往信筒里塞信之前，还得再次确认一下信封封好了没，邮票贴好了没。
寄完信后的前两天，会琢磨对方是否收到信了，再过两天就盼望着快点儿收到回信。等回信的日子里，那个焦急的心情真的难以形容。每天只要听到邮递员自行车的铃声由远到近，就会心跳加快，不由自主地往外跑，想让邮递员看到我，别忘了送我的信。
除了书信，那个时代迎泽大街上的电报大楼彻夜灯火通明，“滴滴、滴滴”的发报声响彻大楼，人们有急事时便可以发电报。电报是按字收费的，发一个字几毛钱，对于那会儿的老百姓来说，算是重金了。因此，普通老百姓只有家里有急事了才会发电报，而且不会像书信一样，洋洋洒洒写好几页，都是几个字结束。如果自己不会写，电报大楼里还有工作人员指导，不会让你多花一分钱。
我清楚地记得，1980年的一天晚上，邮递员在楼下喊父亲的名字。母亲就想到应该是家里发来了电报，担心家里出了事。因为一般写家书都是写我的名字，只有发电报才会写父亲的名字。那时父亲还没回家，我急忙跑了下去，母亲也跟着出了门。电报是叔叔发来的，上面就几个字：“母亲生病，请速回。”第二天早晨，父亲就带着母亲和我，坐着最早的一班长途车赶回了阳泉。
等了两个月安了一部固定电话
到了20世纪90年代，通信工具已悄然发生了变化，好多人家安装了电话，街边也出现了公用电话和插卡电话，有钱的人还配上了BP机。那会儿要想装部电话，最长要排一年的队。
1996年春节，我们初中同学聚了一次会。和一位关系不错的同学闲聊，得知她的妹妹在电信局工作，我就想拜托她帮忙给我家装一部电话。虽然早有安装电话的念头，可因为好久不联系，怕被拒绝，那天我就没有提。
两个月后，这个同学来我家做客，我实在忍不住了，就说出了口。没想到，同学非常爽快，当下就答应了。过了两天，同学就带着我去电信局交了3200元的初装费，并登记了信息、排上了队。等待安装电话的时间长达两个月，那两个月，我每天都不敢轻易出门，买菜、打奶都是跑着去，生怕安装的工作人员上门了，我却不在家。
6月份的一天晚上，我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新闻联播刚开不久，我就听到了敲门声——那天早上，我就有预感，电话安装工人会上门安装电话，因此我看电视时特意将音量调到很低。果然，不一会儿就听到了敲门声，我匆匆地穿上拖鞋就往门口跑。开门后，看到工作人员拿着一部崭新的电话机和一捆电线站在门口，我兴奋地把他们迎进门。在工作人员安装电话期间，我又是端茶、倒水，又是递烟、打火，就盼望着我们家的电话赶紧接通。工作人员安装完毕后，把我家的电话号码写在了电话本上。随后，我赶紧给同学打了个电话，感谢人家帮忙。
送走工作人员，我恨不得所有人都知道我家的电话号码——我给有电话的亲戚、朋友都打了一通电话，告诉他们我家里装了电话；第二天还把电话号码告诉了所有认识的同事……如今回想，当时我对安装电话的热衷已达到走火入魔的程度了。
为买智能手机对着女儿撒起了娇
2008年，小外孙女上了幼儿园，我也闲了下来。我是个闲不住的老太太，好不容易有点空闲时间，就想每天都出去转转。可因为没有手机，有几次，二女儿和女婿突然有事不能接孩子，给我家打电话却找不到我。之后，我便跑到联通营业厅，花200元钱买了一部小灵通。这下方便多了。
2016年，我去一位老同事家做客。她的老伴儿给我开的门，老同事则坐在沙发上看手机。我好奇地凑了上去。老同事说，因为有了智能手机，和亲戚、朋友联系时不用再打电话了，只要发条微信就可以。我当即对微信产生了兴趣。那天回到家，我就打电话给大女儿，要她周末陪我去买手机。
那个周末，我起了个大早，收拾完毕后，大女儿正好进门。还没等她换鞋，我就拉她出了门。在大南门逛了一上午，我看上了一部1600多元的智能手机。大女儿觉得内存太小，想让我再看看其他款，可我当时就像着了魔似的，她越不让我买，我就越要买。我站在柜台前不走，大女儿拉我，我就和她撒娇。大女儿不知如何是好，只好给在一家通信公司上班的侄女打电话，侄女掰开了揉碎了对我好一顿劝说，并答应第二天就帮我从她单位买一部内存大，外观漂亮，价格又实惠的手机，我才罢休。现在想想，那时真像个无理取闹的老小孩。
如今，我有两部智能手机和一部iPad，每天都能通过微信和老朋友叙旧，结交新朋友，还能在手机上看各种新闻。我真是个幸福的老太太。
晨报记者乔静涛文/摄
时代的变化在通信上。
40年前，书信和电报是老百姓通信的纽带；今天，“人手一机”承担了维系感情的重任。通信方式在形式、技能方面的更迭，为改革开放壮丽画卷增添了精彩的一笔。1978年，王春兰是28岁的姑娘，她用书信和电报与亲人交流感情；1996年，她46岁，家里装上了固定电话；2008年，她买了第一部手机；如今，她用智能手机上网。40年来，王春兰通信方式的“进化”，紧跟着改革开放的步伐。
邮递员喊父亲的名字我们立刻意识到出事了
我们这代人，年轻的时候都是用书信联系感情。那会儿，看到身穿绿色工服、骑自行车走街串巷送信的邮递员就特别亲切，即便没有我的信，也想上去打个招呼。
至今，我家还保存着那时远在阳泉的叔叔、姨姨和远在尼泊尔工作的弟弟写来的信。可能是因为年纪大了，如今的我经常能想起过去，也常拿出来看看那些书信。那些书信的信封、纸张和行文方式都留着那个时代的印记。信中记录最多的就是思念、家人情况和工作。每次阅读，都能让我的思绪回到那个简单、忙碌的年代。
那时候，每当父母思念远方的亲人时，我就会帮他们写一封信。为了不浪费几分钱的邮票，每次写信，都要花上半天甚至是一天时间写上好几页信纸。写完信，去邮局买上信封和邮票，把信纸折上四折，小心翼翼地塞进信封里。往信筒里塞信之前，还得再次确认一下信封封好了没，邮票贴好了没。
寄完信后的前两天，会琢磨对方是否收到信了，再过两天就盼望着快点儿收到回信。等回信的日子里，那个焦急的心情真的难以形容。每天只要听到邮递员自行车的铃声由远到近，就会心跳加快，不由自主地往外跑，想让邮递员看到我，别忘了送我的信。
除了书信，那个时代迎泽大街上的电报大楼彻夜灯火通明，“滴滴、滴滴”的发报声响彻大楼，人们有急事时便可以发电报。电报是按字收费的，发一个字几毛钱，对于那会儿的老百姓来说，算是重金了。因此，普通老百姓只有家里有急事了才会发电报，而且不会像书信一样，洋洋洒洒写好几页，都是几个字结束。如果自己不会写，电报大楼里还有工作人员指导，不会让你多花一分钱。
我清楚地记得，1980年的一天晚上，邮递员在楼下喊父亲的名字。母亲就想到应该是家里发来了电报，担心家里出了事。因为一般写家书都是写我的名字，只有发电报才会写父亲的名字。那时父亲还没回家，我急忙跑了下去，母亲也跟着出了门。电报是叔叔发来的，上面就几个字：“母亲生病，请速回。”第二天早晨，父亲就带着母亲和我，坐着最早的一班长途车赶回了阳泉。
等了两个月安了一部固定电话
到了20世纪90年代，通信工具已悄然发生了变化，好多人家安装了电话，街边也出现了公用电话和插卡电话，有钱的人还配上了BP机。那会儿要想装部电话，最长要排一年的队。
1996年春节，我们初中同学聚了一次会。和一位关系不错的同学闲聊，得知她的妹妹在电信局工作，我就想拜托她帮忙给我家装一部电话。虽然早有安装电话的念头，可因为好久不联系，怕被拒绝，那天我就没有提。
两个月后，这个同学来我家做客，我实在忍不住了，就说出了口。没想到，同学非常爽快，当下就答应了。过了两天，同学就带着我去电信局交了3200元的初装费，并登记了信息、排上了队。等待安装电话的时间长达两个月，那两个月，我每天都不敢轻易出门，买菜、打奶都是跑着去，生怕安装的工作人员上门了，我却不在家。
6月份的一天晚上，我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新闻联播刚开不久，我就听到了敲门声——那天早上，我就有预感，电话安装工人会上门安装电话，因此我看电视时特意将音量调到很低。果然，不一会儿就听到了敲门声，我匆匆地穿上拖鞋就往门口跑。开门后，看到工作人员拿着一部崭新的电话机和一捆电线站在门口，我兴奋地把他们迎进门。在工作人员安装电话期间，我又是端茶、倒水，又是递烟、打火，就盼望着我们家的电话赶紧接通。工作人员安装完毕后，把我家的电话号码写在了电话本上。随后，我赶紧给同学打了个电话，感谢人家帮忙。
送走工作人员，我恨不得所有人都知道我家的电话号码——我给有电话的亲戚、朋友都打了一通电话，告诉他们我家里装了电话；第二天还把电话号码告诉了所有认识的同事……如今回想，当时我对安装电话的热衷已达到走火入魔的程度了。
为买智能手机对着女儿撒起了娇
2008年，小外孙女上了幼儿园，我也闲了下来。我是个闲不住的老太太，好不容易有点空闲时间，就想每天都出去转转。可因为没有手机，有几次，二女儿和女婿突然有事不能接孩子，给我家打电话却找不到我。之后，我便跑到联通营业厅，花200元钱买了一部小灵通。这下方便多了。
2016年，我去一位老同事家做客。她的老伴儿给我开的门，老同事则坐在沙发上看手机。我好奇地凑了上去。老同事说，因为有了智能手机，和亲戚、朋友联系时不用再打电话了，只要发条微信就可以。我当即对微信产生了兴趣。那天回到家，我就打电话给大女儿，要她周末陪我去买手机。
那个周末，我起了个大早，收拾完毕后，大女儿正好进门。还没等她换鞋，我就拉她出了门。在大南门逛了一上午，我看上了一部1600多元的智能手机。大女儿觉得内存太小，想让我再看看其他款，可我当时就像着了魔似的，她越不让我买，我就越要买。我站在柜台前不走，大女儿拉我，我就和她撒娇。大女儿不知如何是好，只好给在一家通信公司上班的侄女打电话，侄女掰开了揉碎了对我好一顿劝说，并答应第二天就帮我从她单位买一部内存大，外观漂亮，价格又实惠的手机，我才罢休。现在想想，那时真像个无理取闹的老小孩。
如今，我有两部智能手机和一部iPad，每天都能通过微信和老朋友叙旧，结交新朋友，还能在手机上看各种新闻。我真是个幸福的老太太。
晨报记者乔静涛文/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