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8年06月06日]
-- 生活晨报 --
版次:[A1]
太原理工大学老教师忆高考
抱着儿子复习和同学看一套课本我们是老师眼里最棒的学生
又到高考季，莘莘学子即将步入实现梦想的考场。回顾高考历史，我们会发现，从某种程度上讲，高考是“改变命运”的代名词。当然，考试的重要性没有变化，但考试的过程却已经完全不同。比起现在全家人“辅佐”一个考生，以前的考生是什么样子呢？6月3日，记者采访了太原理工大学的4位老教师。他们都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考生，也都如愿考上了大学。
高考前抱着儿子复习
讲述人：边国华（71岁太原理工大学教授）
1966年，我在太原五中上高三。这年6月初的一天，班主任给我们带来了一条重要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号召全国广大师生积极投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此，今年的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暂停，高考取消。听到这个消息，大家面面相觑，谁也说不出话来。
半晌，几个男同学欢呼雀跃起来，把书本往天上一扔，大喊：“解脱了，不用啃书本了。”有一些女同学则“呜呜”地哭了起来，班主任赶紧说：“同学们不要乱，停课、停考最多半年时间，在此期间大家不要放弃学业。”我默默地走出教室，心想：半年就半年吧，正好可以巩固一下书本，考个更好的成绩。
没想到，这一等就是10多年。1977年10月下旬，听说高考恢复，我激动不已。但报名时，我却有些许犹豫。因为当时我已经是太原西山矿务局机电修配厂的一名工人、两个孩子的父亲，我担心去上大学后没了收入，妻儿的生活陷入困境。幸亏，厂里领导找我谈话，说让我放心去考，根据相关政策，工龄满5年的正式工可带薪上大学。
解决了后顾之忧，接下来就是复习了。虽然离开课堂已经10多年，但我的基础知识非常扎实，只要翻翻书本，以前的知识点都能想起来。当时，我和妻子、两个孩子挤在一间屋子里。妻子经常对孩子说：“不要影响爸爸学习，等爸爸上了大学，就能挣钱给你们买糖果吃。”一岁的小儿子有时哭闹不止，我就抱着他一边哄他睡觉一边看书。
我在这样的环境下复习了近一个月，然后信心满满地走进考场。考试结束大概两个月后，我收到了山西矿业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毕业后留校当了老师。
回忆当年的高考，最大的感触就是，为了自己的梦想，学子们要克服重重困难（单位同意、通过政审等），考场答题反而是最简单的事情。其实，考试成绩优秀不算什么，为了学业不惜一切的拼搏精神才最难能可贵。
怀念高考前那份纯洁的友谊
讲述人：晋慧峰（64岁太原理工大学副教授）
1966年学校停课时，我才12岁，刚小学毕业。因为年龄小，不能参加工作，就在家无所事事了几年。直到1970年，太原工业学院附中复课，我作为太原工业学院的教师子弟才重返校园。
一个学期后，我拿到了“初中结业证”。摆在我面前有四条路：当知青下乡插队、上高中、读师范、当铁路工人。我听从老师的建议，去太原中等师范学校报名了。1973年9月，我顺利毕业，留校当了老师，教授政治和数学课程。和我一同留校的还有一位女同学，我们年龄相仿，经常一起探讨教学方法。
1977年10月下旬的一天，突然听说恢复高考了，我把这个消息转告给一同留校的那位女同学，她犹豫了半晌说：“去上大学后，是不是就没有工资了？生活怎么办？”
她因为家境不太好，不忍心放弃眼前的工资，我虽然替她感到无奈，但也无能为力。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每天给学生上完课后，就窝在宿舍里埋头复习。有一天晚上，我正在看书，听见有人敲门，开门一看，那位女同学站在门口。她对我说：“我想通了，难得有实现大学梦的机会，如果放弃我会后悔一辈子的。所以，我来告诉你一声，我也报名参加高考了。另外……”她停顿了一下说：“咱两从上师范时就是齐头并进，当了老师又都是骨干，提前说好，这次高考咱俩都得考上，谁也不能掉队。”
我说：“一言为定。”那一刻，我感到斗志昂扬。
考试结束后，有一天，学校收到两封信，是给我和那位女同学的。在传达室，我们颤抖着双手打开了信——里面是我报考的吉林大学和她报考的上海一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那一刻，我们相拥而泣。后来，我毕业后回到山西继续当老师，她留在了上海。虽然几十年没见，但总会想起我们并肩高考时那份纯洁的友谊！
高考把我从工地带回教室
讲述人：卢准炜（68岁太原理工大学教授）
1966年，我在太原五中上初三。作为班里的尖子生，升入本校的高中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学校突然停课，我的高中梦和大学梦一起破灭了。
没书念，又不想在家坐着，我就去太原市政公司报名当了工人，一待就是7年。期间，我参与了胜利桥、汾河沿岸部分水坝的建设。
恢复高考之前，可以靠单位推荐上大学，但必须通过层层审核和激烈竞争，领导两次推荐我去上太原工业学院，但都没有通过。就在我快要死心的时候，突然传来了恢复高考的消息。
我急切地找来有关文件认真研读。尽管文件上说高考是“自愿报名”，但也必须得到单位批准，因为单位要签署意见，要给我出政审材料。我领回报名表认真填好交给了单位，很快，单位便正式批准我参加考试了。
那年的高考在12月中旬，一个寒冷的日子，全国共有12届毕业生参加，年龄从十几岁到三十几岁不等，竞争异常激烈。当年的考试共设4门课：政治、语文、数学和理化综合，满分400分。考试题目并不是很难，但具有明显的时代烙印，如作文题目是《心中的话儿献给华主席》。我发挥得不错，自信满满地离开了考场。
没多久，我就收到了太原工业学院的录取通知书——这正是前两次我被刷下来的那所学校。说来也巧，去学校报到时，遇上的老师正是当年没让我通过审核的人。我说：“老师，还记得我吗？我之前来过两次。”
老师也认出我来了，拍着我的肩膀说：“好样的，靠自己的努力上大学，有志气。”我听后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后来，他告诉我，前几次没让我通过，是因为我年纪小，以后机会还有很多，并不是我不优秀。
虽然多在工地干了几年，但我始终认为，当年我参与的太原市政建设，按成绩算丝毫不亚于我后来在大学的学术成果。尤其是每次路过胜利桥时，我都会笑着对身边人说：“这座桥的基座下有几块大石头，是我亲手扛过去的。”
被老师称赞是最棒的一届大学生
讲述人：张洪斌（69岁太原理工大学教授）
1966年学校停课时，我在太原五中上高二。看着一些学长疯狂地扔书庆祝，我的内心却有点迷茫，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闲了几年后，我就去太原西山矿务局机电修配厂当了学徒工，期间有过短暂的军旅生涯，回厂后就到了行政部门，不再从事一线车间的工作。
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后，我毫不犹豫地报名了。但课本的问题把我难住了——离开学校11年了，我的课本早就不在了。我找以前的老师借，但他们的书不是在“文革”时被搬走了就是被别的同学借走了。
正一筹莫展时，一位同学说愿意和我分享他借来的课本，我才有了书看。每天，我都扎在书本里埋头苦学，经常忘了吃午饭。这样过了大约20天，我自信满满地走进了考场。
我如愿考入了山西矿业学院。当时有个趣事，第一天上课大家互相自我介绍后，发现不少同学都已经成家了。当时我们班有19个人，互相询问后发现，大家的下一代加起来比全班同学还多，老师说：“你们拖家带口地考大学，真难为你们了。”
因为离开学校时间太长，大家对知识的渴望已经达到了极致，读起书来都很努力。当时学校宿舍每天22时熄灯，但同学们联名请愿，希望学校能延迟熄灯一个小时，供大家学习。学校领导看到我们的学习劲头足，很是欣慰，同意了我们的请求。
4年后，我顺利毕业，留校当了老师。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我早已满头白发，但精神头依旧很足，给学生们上起课来一点不累。
有人问我一生中最自豪的是什么，是发表某篇重要论文时，还是获奖时？我说，都不是，是毕业时，老师对我们说：“你们是我带过的最棒的一届学生。”
晨报记者贾振铎
高考前抱着儿子复习
讲述人：边国华（71岁太原理工大学教授）
1966年，我在太原五中上高三。这年6月初的一天，班主任给我们带来了一条重要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号召全国广大师生积极投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此，今年的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暂停，高考取消。听到这个消息，大家面面相觑，谁也说不出话来。
半晌，几个男同学欢呼雀跃起来，把书本往天上一扔，大喊：“解脱了，不用啃书本了。”有一些女同学则“呜呜”地哭了起来，班主任赶紧说：“同学们不要乱，停课、停考最多半年时间，在此期间大家不要放弃学业。”我默默地走出教室，心想：半年就半年吧，正好可以巩固一下书本，考个更好的成绩。
没想到，这一等就是10多年。1977年10月下旬，听说高考恢复，我激动不已。但报名时，我却有些许犹豫。因为当时我已经是太原西山矿务局机电修配厂的一名工人、两个孩子的父亲，我担心去上大学后没了收入，妻儿的生活陷入困境。幸亏，厂里领导找我谈话，说让我放心去考，根据相关政策，工龄满5年的正式工可带薪上大学。
解决了后顾之忧，接下来就是复习了。虽然离开课堂已经10多年，但我的基础知识非常扎实，只要翻翻书本，以前的知识点都能想起来。当时，我和妻子、两个孩子挤在一间屋子里。妻子经常对孩子说：“不要影响爸爸学习，等爸爸上了大学，就能挣钱给你们买糖果吃。”一岁的小儿子有时哭闹不止，我就抱着他一边哄他睡觉一边看书。
我在这样的环境下复习了近一个月，然后信心满满地走进考场。考试结束大概两个月后，我收到了山西矿业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毕业后留校当了老师。
回忆当年的高考，最大的感触就是，为了自己的梦想，学子们要克服重重困难（单位同意、通过政审等），考场答题反而是最简单的事情。其实，考试成绩优秀不算什么，为了学业不惜一切的拼搏精神才最难能可贵。
怀念高考前那份纯洁的友谊
讲述人：晋慧峰（64岁太原理工大学副教授）
1966年学校停课时，我才12岁，刚小学毕业。因为年龄小，不能参加工作，就在家无所事事了几年。直到1970年，太原工业学院附中复课，我作为太原工业学院的教师子弟才重返校园。
一个学期后，我拿到了“初中结业证”。摆在我面前有四条路：当知青下乡插队、上高中、读师范、当铁路工人。我听从老师的建议，去太原中等师范学校报名了。1973年9月，我顺利毕业，留校当了老师，教授政治和数学课程。和我一同留校的还有一位女同学，我们年龄相仿，经常一起探讨教学方法。
1977年10月下旬的一天，突然听说恢复高考了，我把这个消息转告给一同留校的那位女同学，她犹豫了半晌说：“去上大学后，是不是就没有工资了？生活怎么办？”
她因为家境不太好，不忍心放弃眼前的工资，我虽然替她感到无奈，但也无能为力。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每天给学生上完课后，就窝在宿舍里埋头复习。有一天晚上，我正在看书，听见有人敲门，开门一看，那位女同学站在门口。她对我说：“我想通了，难得有实现大学梦的机会，如果放弃我会后悔一辈子的。所以，我来告诉你一声，我也报名参加高考了。另外……”她停顿了一下说：“咱两从上师范时就是齐头并进，当了老师又都是骨干，提前说好，这次高考咱俩都得考上，谁也不能掉队。”
我说：“一言为定。”那一刻，我感到斗志昂扬。
考试结束后，有一天，学校收到两封信，是给我和那位女同学的。在传达室，我们颤抖着双手打开了信——里面是我报考的吉林大学和她报考的上海一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那一刻，我们相拥而泣。后来，我毕业后回到山西继续当老师，她留在了上海。虽然几十年没见，但总会想起我们并肩高考时那份纯洁的友谊！
高考把我从工地带回教室
讲述人：卢准炜（68岁太原理工大学教授）
1966年，我在太原五中上初三。作为班里的尖子生，升入本校的高中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学校突然停课，我的高中梦和大学梦一起破灭了。
没书念，又不想在家坐着，我就去太原市政公司报名当了工人，一待就是7年。期间，我参与了胜利桥、汾河沿岸部分水坝的建设。
恢复高考之前，可以靠单位推荐上大学，但必须通过层层审核和激烈竞争，领导两次推荐我去上太原工业学院，但都没有通过。就在我快要死心的时候，突然传来了恢复高考的消息。
我急切地找来有关文件认真研读。尽管文件上说高考是“自愿报名”，但也必须得到单位批准，因为单位要签署意见，要给我出政审材料。我领回报名表认真填好交给了单位，很快，单位便正式批准我参加考试了。
那年的高考在12月中旬，一个寒冷的日子，全国共有12届毕业生参加，年龄从十几岁到三十几岁不等，竞争异常激烈。当年的考试共设4门课：政治、语文、数学和理化综合，满分400分。考试题目并不是很难，但具有明显的时代烙印，如作文题目是《心中的话儿献给华主席》。我发挥得不错，自信满满地离开了考场。
没多久，我就收到了太原工业学院的录取通知书——这正是前两次我被刷下来的那所学校。说来也巧，去学校报到时，遇上的老师正是当年没让我通过审核的人。我说：“老师，还记得我吗？我之前来过两次。”
老师也认出我来了，拍着我的肩膀说：“好样的，靠自己的努力上大学，有志气。”我听后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后来，他告诉我，前几次没让我通过，是因为我年纪小，以后机会还有很多，并不是我不优秀。
虽然多在工地干了几年，但我始终认为，当年我参与的太原市政建设，按成绩算丝毫不亚于我后来在大学的学术成果。尤其是每次路过胜利桥时，我都会笑着对身边人说：“这座桥的基座下有几块大石头，是我亲手扛过去的。”
被老师称赞是最棒的一届大学生
讲述人：张洪斌（69岁太原理工大学教授）
1966年学校停课时，我在太原五中上高二。看着一些学长疯狂地扔书庆祝，我的内心却有点迷茫，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闲了几年后，我就去太原西山矿务局机电修配厂当了学徒工，期间有过短暂的军旅生涯，回厂后就到了行政部门，不再从事一线车间的工作。
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后，我毫不犹豫地报名了。但课本的问题把我难住了——离开学校11年了，我的课本早就不在了。我找以前的老师借，但他们的书不是在“文革”时被搬走了就是被别的同学借走了。
正一筹莫展时，一位同学说愿意和我分享他借来的课本，我才有了书看。每天，我都扎在书本里埋头苦学，经常忘了吃午饭。这样过了大约20天，我自信满满地走进了考场。
我如愿考入了山西矿业学院。当时有个趣事，第一天上课大家互相自我介绍后，发现不少同学都已经成家了。当时我们班有19个人，互相询问后发现，大家的下一代加起来比全班同学还多，老师说：“你们拖家带口地考大学，真难为你们了。”
因为离开学校时间太长，大家对知识的渴望已经达到了极致，读起书来都很努力。当时学校宿舍每天22时熄灯，但同学们联名请愿，希望学校能延迟熄灯一个小时，供大家学习。学校领导看到我们的学习劲头足，很是欣慰，同意了我们的请求。
4年后，我顺利毕业，留校当了老师。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我早已满头白发，但精神头依旧很足，给学生们上起课来一点不累。
有人问我一生中最自豪的是什么，是发表某篇重要论文时，还是获奖时？我说，都不是，是毕业时，老师对我们说：“你们是我带过的最棒的一届学生。”
晨报记者贾振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