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关于“案结事了”的穿越对话

　　□翟晋晋

　　程颢书院，是公元1065年，北宋哲学家、教育家程颢任泽州晋城令时，兴办的学堂。程颢，坚持“以教化为先”，兴办乡学，发展教育，建立乡校72所、社学数十所。程颢、程颐两兄弟以其大儒、“程朱理学”创始人的身份，都曾在古书院讲学。晋城古书院因此而名声大噪。因程颢和其所办的乡学，民风为之一变，人人读书，家家向善，出现了“驱儿市上买书读，宁使田间禾不薅”的动人景象。宋时的提刑学士黄廉赞誉“河东人物气劲豪，泽州学者如牛毛”（《泽州府志》卷之十七）。公元1127年，金军南下，程颢书院在创建60年后遭遇第一次劫难。由于战乱影响，书院中求学的学子开始迁居陵川，这也成就了陵川一地在金代的文化繁荣。据后世统计，陵川仅在金代科举中曾涌现7位状元。

　　推开程颢书院那扇厚重的木门，仿佛推开了一重时间的帘幕。庭院深深，午后的阳光透过几株宋时古柏的枝叶，在青石地面上筛下细碎晃动的光斑。周遭静极了，只有风吹过千年树梢的微响，像一声悠长的叹息。
　　就在祠堂东侧安静的角落里，我看到了它——那块嘉庆五年的石碑。碑面冰凉，我拂去浮尘，目光逐字逐句地追随那些略显笨拙却无比认真的刻痕。一旁的译文，将一段几乎被遗忘的乡野公案，平实地铺展在我眼前：“村民樊岱与晋元彦，因地界争执，践踏了何伯田地。官司悬而未决，已有两年……”
　　文字至此，一种奇异的穿越感攫住了我。两百多年的时光，在这寥寥数语面前，薄如蝉翼。我眼前仿佛不再是静止的碑石，而是活生生的画面：焦灼的农夫、被踩坏的禾苗、在堂下各执一词的喧嚣，以及那位眉头微蹙的县令葛周玉。
　　然而接下来的记载，让我的呼吸不由地静了下来。这位县令没有急于判决，他做了一件最朴素也最不寻常的事：亲自走到那片争议的田地里去。他用脚丈量，用眼观察，在泥土与田埂之间，寻找纸面讼词之外的真相。最终，他提出的不是简单的“谁对谁错”，而是一个精巧的、充满生活智慧的安排：祠堂墙外辟出公共便道，私人宅墙外留足护墙之地，并恳请与此事无甚瓜葛的何伯让出些许高坡。更令人动容的是，他郑重地将何伯的让予，赞为“十分义气”，刻之于石。
　　那一刻，我被深深震撼了。这不只是一份判词，这是一次“重建”。葛县令没有仅仅充当一个是非的仲裁者，他更像一位仁心的“乡邑建筑师”和一位高明的“教化先生”。他以“踏勘”贴近真实，以“调解”缝合裂痕，最终在人心与土地的皱褶间，开辟出一条既保障权益、又呼唤义理、更能让乡邻长久和睦共处的“道路”。他将这道路的蓝图，永远镌刻在了祠堂之内……
　　这块冰冷的石头，从此在我心中有了温度。它让我看见，法律最深厚的生命力，或许不仅在于其威严的裁断，更在于这份裁断是否能植根于人间烟火的土壤，是否能引导人心向和、向善。程颢先生“以教化为先”的思想，在此不再是典籍中抽象的理念，而是化为了县令脚步上的泥土、方案中细致的分寸，以及碑文里那声对“义气”的真诚褒扬。
　　作为一名专审建工案件的法官，我审理的案件远比田埂之争复杂。我面对的常常是宏大的建设工程、精密的技术图纸与巨额的经济纠纷。在专业的迷宫中，我们有时会不自觉地沉浸于技术细节的辩论，追求一份在法理上无懈可击的判决。葛知县的碑文却如清泉灌顶，让我恍然自问：在作出一个“正确”判决的同时，我是否也为当事人、为那个困顿的项目，开辟了一条能够继续向前走的“路”？我的工作，是否止步于判定过去的对错，而忽略了构建未来的可能？
　　这也启示我，我们的学习与升华，或许就在于将这份古老的智慧，融入现代司法的肌理。它意味着，在研读卷宗之余，要有“踏勘”的自觉，去理解纠纷背后活生生的现实与困境；在驾驭程序之时，要怀“调解”的诚意，不放弃任何创造性地修复关系、盘活僵局的可能；而最终，我们应致力于让每一份裁判文书，都不仅仅是一个句点，更能成为指引各方走出纷争、通向合理未来的一条“便道”。国家的司法政策倡导“案结事了”，追求“实质性化解矛盾”，其精义，正与这条“辟路”的古意遥相呼应。
　　离开时，夕阳正为古柏的苍劲轮廓描上金边。我回头望去，石碑静立，柏影深沉。那石上的刻痕，是过去道路的证言；而那柏树向上的姿态，仿佛无声的嘱托。它让我懂得，真正的司法，其尊严不仅来自于权力的赋予，更源于它能否在复杂的人世间，怀着一份建造者的匠心与行路人的体温，为人们辟出一条条通往公平、也通往和睦的，坚实而温暖的路。这条路，从历史中来，向未来延伸，而我们的责任，就是成为它忠实的铺路者。 （作者单位系沁水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