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玉民
复兴路上的见证者
童年时,我书包里除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小册子,还揣着母亲交给我的粮本。那时,买米要凭本,扯布要凭票,父亲在国营商店当会计,回家总捧着厚厚的账簿叹气:“每一分钱都要掰成两半花。”
1978年,我考上当时的财经学院财会专业,第一次在课堂上见到算盘以外的“计算工具”——那台笨重的大头计算机。毕业时,我在笔记本上写下:愿做祖国经济的“账房先生”,记好每一笔发展的“流水”。
1982年,我进入一家市级国企,接手的第一本账册,纸张泛黄、字迹拥挤,上面记着全年营业收入300余万元,许多月份企业利润表里,不少数字带着刺眼的 “负号”。我跟着老会计去直管商场调研、查账,发现账本上“布票”“粮票”的条目,比“商品销售额”还要密集。那时,我才明白,父亲当年的叹气里,藏着多少对国家“缺钱”的焦虑。
1992年,我负责的账册上,“个体工商户税收”“外资企业注册”等新科目突然多了起来。有天清晨,一位卖服装的个体户攥着零钱来缴税,他笑着说:“我能摆摊赚钱了,该给国家缴 ‘份子钱’!”那一年,全公司收入首次突破2000万元,我在账本封皮上画了个小小的 “上升箭头”——那是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祖国的“钱袋子”,正慢慢鼓起来。
后来,我在学校教过会计相关课程,在会计师事务所做过财务审计,见证了会计人才队伍的壮大和祖国经济的“华丽转身”。
1997年,香港回归夜,我和同事们围着办公室的电视机,看着五星红旗在香港会展中心升起,账本上“香港地区贸易税收”的条目,第一次被郑重写下;2001年,中国加入WTO,我参与外资企业审计,看着电子报表上“进出口额”一栏的数字逐年翻倍,曾经的大头计算机变成了超薄的笔记本电脑;2008年,北京奥运会,我带着孩子在现场呐喊,手机里收到单位发来的消息:“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20%。”那一刻,赛场上的欢呼与账本上的数字,在我心里都融成了骄傲。
如今临近花甲,退休的我带着孙辈重游故地。在晋商博物馆里,我指着当年的票号账本说:“曾几何时,咱们国家的‘钱’要靠这些手写的票券流通;而现在,你看爷爷手机里的电子支付,一秒钟就能完成跨国转账。”
今年九三阅兵,看着威武的方阵队伍路过天安门,看着新型装备列阵而过……孙辈拍手欢呼,我却红了眼眶——脑海里突然闪过1963年家里那本薄薄的粮本,闪过1992年账册上的“上升箭头”,闪过2008年奥运会上的欢呼,再看向眼前这壮美的画面,突然读懂了 “家国同帧”的含义:我记了一辈子的账,原来记的不仅是数字,更是祖国从“穷日子”到“好日子”、从“站起来”到“强起来”“富起来”的每一步脚印。
在智能制造产业园,外孙用VR设备体验数字工厂,我掏出珍藏的粮票、布票、肉票还有各种购物券号及第一本工作账册,给他上了一堂“实物经济课”:“这些票券,是祖国‘缺钱少物’的记忆;这本账本,记着祖国‘精打细算’的奋斗;而眼前的智能生产线和繁荣发展的经济就是祖国‘富起来’的证明。”
六十二载光阴,我们的祖国,从“家底薄”的年代,走到了“国威壮”的今天。我的账本会泛黄,我的记忆会模糊,但那份与祖国同呼吸、共成长的深情,永远清晰如昨。
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此生有幸做祖国发展的“记账人”、复兴路的见证者。我与我的祖国,永远血脉相连、同频共振!
(作者为山西老年开放大学学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