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25年11月19日]
-- 智慧生活报 --
版次:[A3]
考古发现揭示战国时期生育悲剧
临汾薛庄一墓葬或见证母子“生死劫”
在山西薛庄战国墓地一座编号QXⅢM102的土坑墓中，一具成年女性遗骸与一具足月婴儿的遗骸相伴长眠了两千多年。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文博科技教研室主任张林虎、山西省考古研究院晋文化研究所所长段双龙等人，通过生物考古学与死亡考古学方法，推测这例特殊合葬墓背后的悲情故事：母亲与新生儿可能因分娩艰难而双双殒命。
合葬墓背后的谜团
“先考古，后出让”的保护前置机制，为地下文化遗产的保护筑牢了“第一道防线”。
2022—2023年，由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前身）等单位联合组成的考古队，在我省临汾市襄汾县汾城镇薛庄村开展了考古发掘工作。
薛庄村，是108国道改线工程的关键文物发掘点。在此，考古工作者共发掘清理出战国早中期墓葬400余座。这些墓葬虽均为土坑木椁墓，但依据形制差异可被分为偏洞室墓、正洞室墓和竖穴墓三种类型。
在这些墓葬中，位于发掘区中部的一座编号为QXⅢM102的竖穴土坑墓，竟然是一名成年人与一名婴儿的合葬墓。
张林虎、段双龙等考古工作者对这两具遗骸经过细致观察后发现，那名成年人的手臂略微弯曲，双手在腹前交叠；而婴儿遗骸则位于该成年人骨盆下方及两股骨之间，呈侧身屈肢状。
这一发现，让他们心生疑惑：两人究竟是什么关系？又是因何而亡？
遗骸中的生命密码
为了揭开谜底，以张林虎、段双龙为代表的考古工作者，借助科技手段，踏上了探索之旅。
性别、年龄、身高、体重等生物学特征的鉴定，成为解开这一谜团的关键线索。然而，考虑到测定对象是否成年，鉴定方法亦有所不同。
骨骼的形状特征，尤其是骨盆的构造，如同身体的“身份证”，能清晰地显示出性别差异。他们依据《人体测量手册》，仔细辨别这位成年人的耻骨、下颌骨、额骨等骨骼的特征，最终判断这位成年逝者是一位女性。
在判断这位女性逝者的年龄时，他们尽管面临耻骨不完整的问题，却未因此受阻。他们转而采用多种方法进行交叉验证：仔细观察这名逝者耳状关节面的形态，分析牙齿磨损程度。通过这套“组合拳”，他们估算出这名女子的死亡年龄在25岁至30岁之间。
与此同时，他们根据这名女子的股骨头、股骨和腓骨，计算出其身高约为149.58厘米，体重约为60.76千克。
对于婴幼儿的生物学特征，考古专家往往通过评估其牙齿发育和骨骼发育情况予以推断。尽管该婴幼儿的骨骼保存率超过75%，使得研究人员能够判断其年龄在38周至40周之间，但由于该年龄段婴幼儿的骨骼性别特征尚不明显，目前仍难以确定其性别。
遗骸姿态暗喻生命传递
这名处于育龄阶段的女性，其遗骸的姿态与下葬时基本保持一致。而婴儿的遗骸在这名女性的髋骨和左、右侧股骨之间，头朝东。
由于婴儿的脊椎按照正常的解剖学位置顺序排列，考古工作者依据婴儿脊椎的位置方向，判断这名婴儿为右侧卧位，背部朝上，腰部屈曲，曲度大约130°。
在张林虎等人看来，婴幼儿被放置在成年女性的双腿之上，随着软组织腐烂，遗骸掉落到成人的股骨之间，这样的位置摆放可能与胎儿自母亲盆腔产出的生理过程相关。
值得注意的是，婴儿完全位于母亲盆腔之外，表明其出生后已与母体分离，排除了“棺内分娩”的可能。
他们认为，婴儿面部朝向成年女性，身体屈曲，处于依偎于成人身体的状态，两者身体关系非常亲密，可能存在密切的生理学关系。“尽管缺乏DNA证据，但遗骸的空间关系与年龄高度吻合，符合‘母婴合葬’的典型特征。”张林虎、段双龙研究团队在报告中强调。
然而，有学者谨慎指出，合葬双方未必存在生物学上的亲缘关系。近年来，DNA研究曾揭示部分“疑似母婴”案例实际上并无血缘关联。对此，研究团队呼吁未来借助古基因组学技术验证QXⅢM102的关系，目前仅能将其定义为“高度疑似母婴合葬”。
狭窄骨盆指向生育危机
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母婴死亡的原因也渐渐浮出水面。
张林虎、段双龙等人在研究中发现，那名育龄女子的骶骨虽然不存在病理性变异，但其骶骨明显弯曲，骶岬和骶骨末端均向前突，骶骨弯曲角度（120°）明显小于中国现代女性的骶骨弯度生理数值（135.2±11.0°）。
从医学角度来看，骶骨弯曲程度大、末端前倾可能形成骨盆出口狭窄。张林虎指出，如果骨盆出口与胎头大小失衡，就会造成胎儿分娩困难，产程延长，难以自然娩出。
此外，那名女子的右侧髂骨耳状关节面下端的延伸可能导致骶髂关节活动受限，影响分娩时骨产道后壁的扩张。产道异常是导致第二产程延长的主要原因之一，第二产程是分娩过程中最重要也是最危险的环节，第二产程的延长会增加孕产妇出血和新生儿窒息等分娩并发症出现的风险。因此，研究团队分析认为，该名女子骶骨形态的异常可能是导致其经历艰难分娩的主要原因，死于分娩或产后并发症的可能性较高。
婴儿骨骼虽无病变或创伤痕迹，但牙齿与长骨发育的差异表明其在发育敏感期曾遭遇营养压力。“足月出生却面临生长中断，这或许与母亲孕期健康或产后环境有关。”段双龙解释。
薛庄墓葬如同一帧凝固的历史瞬间，记录下个体生命在生育关卡前的挣扎。女性被衣物包裹的遗体保持安详姿态，婴儿依偎其怀的摆放方式，或许寄托了古代社群对生命传递的敬畏与哀思。这一发现不仅为古代妇婴健康研究提供实物证据，更提醒我们：生育安全曾是贯穿人类历史的严峻挑战。 记者 梁耀华
合葬墓背后的谜团
“先考古，后出让”的保护前置机制，为地下文化遗产的保护筑牢了“第一道防线”。
2022—2023年，由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前身）等单位联合组成的考古队，在我省临汾市襄汾县汾城镇薛庄村开展了考古发掘工作。
薛庄村，是108国道改线工程的关键文物发掘点。在此，考古工作者共发掘清理出战国早中期墓葬400余座。这些墓葬虽均为土坑木椁墓，但依据形制差异可被分为偏洞室墓、正洞室墓和竖穴墓三种类型。
在这些墓葬中，位于发掘区中部的一座编号为QXⅢM102的竖穴土坑墓，竟然是一名成年人与一名婴儿的合葬墓。
张林虎、段双龙等考古工作者对这两具遗骸经过细致观察后发现，那名成年人的手臂略微弯曲，双手在腹前交叠；而婴儿遗骸则位于该成年人骨盆下方及两股骨之间，呈侧身屈肢状。
这一发现，让他们心生疑惑：两人究竟是什么关系？又是因何而亡？
遗骸中的生命密码
为了揭开谜底，以张林虎、段双龙为代表的考古工作者，借助科技手段，踏上了探索之旅。
性别、年龄、身高、体重等生物学特征的鉴定，成为解开这一谜团的关键线索。然而，考虑到测定对象是否成年，鉴定方法亦有所不同。
骨骼的形状特征，尤其是骨盆的构造，如同身体的“身份证”，能清晰地显示出性别差异。他们依据《人体测量手册》，仔细辨别这位成年人的耻骨、下颌骨、额骨等骨骼的特征，最终判断这位成年逝者是一位女性。
在判断这位女性逝者的年龄时，他们尽管面临耻骨不完整的问题，却未因此受阻。他们转而采用多种方法进行交叉验证：仔细观察这名逝者耳状关节面的形态，分析牙齿磨损程度。通过这套“组合拳”，他们估算出这名女子的死亡年龄在25岁至30岁之间。
与此同时，他们根据这名女子的股骨头、股骨和腓骨，计算出其身高约为149.58厘米，体重约为60.76千克。
对于婴幼儿的生物学特征，考古专家往往通过评估其牙齿发育和骨骼发育情况予以推断。尽管该婴幼儿的骨骼保存率超过75%，使得研究人员能够判断其年龄在38周至40周之间，但由于该年龄段婴幼儿的骨骼性别特征尚不明显，目前仍难以确定其性别。
遗骸姿态暗喻生命传递
这名处于育龄阶段的女性，其遗骸的姿态与下葬时基本保持一致。而婴儿的遗骸在这名女性的髋骨和左、右侧股骨之间，头朝东。
由于婴儿的脊椎按照正常的解剖学位置顺序排列，考古工作者依据婴儿脊椎的位置方向，判断这名婴儿为右侧卧位，背部朝上，腰部屈曲，曲度大约130°。
在张林虎等人看来，婴幼儿被放置在成年女性的双腿之上，随着软组织腐烂，遗骸掉落到成人的股骨之间，这样的位置摆放可能与胎儿自母亲盆腔产出的生理过程相关。
值得注意的是，婴儿完全位于母亲盆腔之外，表明其出生后已与母体分离，排除了“棺内分娩”的可能。
他们认为，婴儿面部朝向成年女性，身体屈曲，处于依偎于成人身体的状态，两者身体关系非常亲密，可能存在密切的生理学关系。“尽管缺乏DNA证据，但遗骸的空间关系与年龄高度吻合，符合‘母婴合葬’的典型特征。”张林虎、段双龙研究团队在报告中强调。
然而，有学者谨慎指出，合葬双方未必存在生物学上的亲缘关系。近年来，DNA研究曾揭示部分“疑似母婴”案例实际上并无血缘关联。对此，研究团队呼吁未来借助古基因组学技术验证QXⅢM102的关系，目前仅能将其定义为“高度疑似母婴合葬”。
狭窄骨盆指向生育危机
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母婴死亡的原因也渐渐浮出水面。
张林虎、段双龙等人在研究中发现，那名育龄女子的骶骨虽然不存在病理性变异，但其骶骨明显弯曲，骶岬和骶骨末端均向前突，骶骨弯曲角度（120°）明显小于中国现代女性的骶骨弯度生理数值（135.2±11.0°）。
从医学角度来看，骶骨弯曲程度大、末端前倾可能形成骨盆出口狭窄。张林虎指出，如果骨盆出口与胎头大小失衡，就会造成胎儿分娩困难，产程延长，难以自然娩出。
此外，那名女子的右侧髂骨耳状关节面下端的延伸可能导致骶髂关节活动受限，影响分娩时骨产道后壁的扩张。产道异常是导致第二产程延长的主要原因之一，第二产程是分娩过程中最重要也是最危险的环节，第二产程的延长会增加孕产妇出血和新生儿窒息等分娩并发症出现的风险。因此，研究团队分析认为，该名女子骶骨形态的异常可能是导致其经历艰难分娩的主要原因，死于分娩或产后并发症的可能性较高。
婴儿骨骼虽无病变或创伤痕迹，但牙齿与长骨发育的差异表明其在发育敏感期曾遭遇营养压力。“足月出生却面临生长中断，这或许与母亲孕期健康或产后环境有关。”段双龙解释。
薛庄墓葬如同一帧凝固的历史瞬间，记录下个体生命在生育关卡前的挣扎。女性被衣物包裹的遗体保持安详姿态，婴儿依偎其怀的摆放方式，或许寄托了古代社群对生命传递的敬畏与哀思。这一发现不仅为古代妇婴健康研究提供实物证据，更提醒我们：生育安全曾是贯穿人类历史的严峻挑战。 记者 梁耀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