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25年06月04日]
-- 智慧生活报 --
版次:[A5]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
聚焦太原法院未成年人审判工作
本期访谈对象：
郭立新 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少年法庭原庭长
申延艳 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少年法庭庭长
刘 婧 太原市晋源区人民法院少年法庭庭长
记者：郭庭长，您是太原中院少年法庭第一任庭长，先介绍一下法庭成立时的情况吧。
郭立新：2006年，全国法院第五次少年法庭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最高法院启动了在17个中院设立独立建制的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的试点工作。我们学习试点法院的先进经验，探索未成年人审判工作模式，于2010年成立了独立建制的“少年法庭”。从2010年到2017年，少年法庭集中办理全市10个基层法院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实行由专门机构、专门人员在专门场所，专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四专”模式。当时，我担任少年法庭第一任庭长。
记者：几十年来，少年刑事司法制度经历了怎样的发展？
郭立新：1991年1月，最高法院下发《关于办理少年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明确了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基本原则和办案程序。2013年1月，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及最高法院司法解释增设“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专章，在诉讼程序上有别于成年人。
比如2013年司法解释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可能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或者过失犯罪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可以采取适合未成年人特点的方式设置法庭席位”。我们积极落实，将审判法庭改建成以孩子为中心、呈圆形布置的“圆桌法庭”，营造富有人性化、亲和力的宽松庭审环境。如今，圆桌法庭已成为法院审理未成年人案件的主要场所。
记者：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太原中院在理念创新、制度创新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郭立新：我们的理念就是，要把未成年被告人作为一个孩子，而不是把孩子作为一个罪犯。一直以来，我们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组织心理辅导员、社会调查员等参加诉讼，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法庭教育，开展“感恩父母、尊重孩子”亲情课堂，形成了以“法官妈妈”为主导，法官、心理咨询师参与其中的团队开展回访帮教，通过各种方式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帮助孩子们回归社会、融入社会、服务社会。
我记得有一起案子，这个孩子在高中时盗窃被追究刑事责任，因犯罪情节轻微被判处了缓刑。后来这个孩子考上了大学，所在大学得知此事后要开除。我们在回访帮教时得知了这一情况，两名法官专程来到孩子所在学校沟通，最终让孩子得以顺利继续学业。这个孩子非常感动，他说：“一定牢记法官的教诲，做一名对社会有用的人。”
记者：据了解少年法庭在改革中，构建了一系列符合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特色工作机制？
郭立新：当时，我们构建了“四个一”工作制度，贯穿于每一起案件始终。这“四个一”是指：给未成年被告人及其家长的一封信，以温情的语言告知他们在诉讼中的权利义务；给每一名未成年被告人出具社会调查报告，了解其成长经历、性格特征、社会交往、犯罪成因；对进行心理矫治的未成年被告人出具心理评估报告，评估其心理健康状况并开展矫治工作；在每一份判决书后附“判后寄语”，彰显司法人文关怀。
记者：2021年修订施行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提出了“六大保护”，也就是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网络保护、政府保护、司法保护。
郭立新：“六大保护”协同发力非常重要。我记得2015年审理过一起案子，一个16岁的少年为了上网打游戏，在某天夜里抢了路人200块钱，因抢劫罪被判处缓刑。案子审结后，我专门做了调查统计：截至2014年6月，我国青少年网民近3亿，18岁以下的未成年网民约1亿。2010年，50％以上的未成年人第一次接触互联网在10岁左右；2013年，这个年龄变成了8岁。
当时就提出，面对青少年网络安全教育，除了要加强网络信息安全监督管理外，还应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对互联网活动进行监督，让孩子安全上网、文明上网、依法上网。
记者：网络确实是把 “双刃剑”，已经深深介入孩子的成长。
郭立新：是的，这只是“六大保护”的一方面。我们调研发现，承办的案件中有半数以上的未成年被告人来自离异等“问题家庭”。大量案例说明，因为家庭失管、学校失教、长期沉溺于网络等原因，导致有的孩子滑向了违法犯罪的深渊。每个走上歧途的孩子，都让家庭痛苦、社会痛心。这也折射出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落实还须加力，需要以司法保护助推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网络保护和政府保护深化协同、密切配合，实现未成年人保护效果最大化。
记者：我注意到在“六位一体”的未成年人保护体系中，家庭保护居于首位。
刘婧：家庭保护始终是第一位的。我曾经收到一个未成年被告人的来信，孩子这样写道：“别人的童年充满了父母的陪伴，而我的童年只有无聊的电视机和散落一地的玩具，父母每天四处奔波忙着挣钱，我知道他们是为了让我过得好一点，但他们也错过了我的童年。慢慢地，我经不住诱惑，结交了一些坏朋友……”
（下转06版）
郭立新 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少年法庭原庭长
申延艳 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少年法庭庭长
刘 婧 太原市晋源区人民法院少年法庭庭长
记者：郭庭长，您是太原中院少年法庭第一任庭长，先介绍一下法庭成立时的情况吧。
郭立新：2006年，全国法院第五次少年法庭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最高法院启动了在17个中院设立独立建制的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的试点工作。我们学习试点法院的先进经验，探索未成年人审判工作模式，于2010年成立了独立建制的“少年法庭”。从2010年到2017年，少年法庭集中办理全市10个基层法院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实行由专门机构、专门人员在专门场所，专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四专”模式。当时，我担任少年法庭第一任庭长。
记者：几十年来，少年刑事司法制度经历了怎样的发展？
郭立新：1991年1月，最高法院下发《关于办理少年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明确了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基本原则和办案程序。2013年1月，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及最高法院司法解释增设“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专章，在诉讼程序上有别于成年人。
比如2013年司法解释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可能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或者过失犯罪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可以采取适合未成年人特点的方式设置法庭席位”。我们积极落实，将审判法庭改建成以孩子为中心、呈圆形布置的“圆桌法庭”，营造富有人性化、亲和力的宽松庭审环境。如今，圆桌法庭已成为法院审理未成年人案件的主要场所。
记者：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太原中院在理念创新、制度创新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郭立新：我们的理念就是，要把未成年被告人作为一个孩子，而不是把孩子作为一个罪犯。一直以来，我们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组织心理辅导员、社会调查员等参加诉讼，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法庭教育，开展“感恩父母、尊重孩子”亲情课堂，形成了以“法官妈妈”为主导，法官、心理咨询师参与其中的团队开展回访帮教，通过各种方式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帮助孩子们回归社会、融入社会、服务社会。
我记得有一起案子，这个孩子在高中时盗窃被追究刑事责任，因犯罪情节轻微被判处了缓刑。后来这个孩子考上了大学，所在大学得知此事后要开除。我们在回访帮教时得知了这一情况，两名法官专程来到孩子所在学校沟通，最终让孩子得以顺利继续学业。这个孩子非常感动，他说：“一定牢记法官的教诲，做一名对社会有用的人。”
记者：据了解少年法庭在改革中，构建了一系列符合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特色工作机制？
郭立新：当时，我们构建了“四个一”工作制度，贯穿于每一起案件始终。这“四个一”是指：给未成年被告人及其家长的一封信，以温情的语言告知他们在诉讼中的权利义务；给每一名未成年被告人出具社会调查报告，了解其成长经历、性格特征、社会交往、犯罪成因；对进行心理矫治的未成年被告人出具心理评估报告，评估其心理健康状况并开展矫治工作；在每一份判决书后附“判后寄语”，彰显司法人文关怀。
记者：2021年修订施行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提出了“六大保护”，也就是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网络保护、政府保护、司法保护。
郭立新：“六大保护”协同发力非常重要。我记得2015年审理过一起案子，一个16岁的少年为了上网打游戏，在某天夜里抢了路人200块钱，因抢劫罪被判处缓刑。案子审结后，我专门做了调查统计：截至2014年6月，我国青少年网民近3亿，18岁以下的未成年网民约1亿。2010年，50％以上的未成年人第一次接触互联网在10岁左右；2013年，这个年龄变成了8岁。
当时就提出，面对青少年网络安全教育，除了要加强网络信息安全监督管理外，还应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对互联网活动进行监督，让孩子安全上网、文明上网、依法上网。
记者：网络确实是把 “双刃剑”，已经深深介入孩子的成长。
郭立新：是的，这只是“六大保护”的一方面。我们调研发现，承办的案件中有半数以上的未成年被告人来自离异等“问题家庭”。大量案例说明，因为家庭失管、学校失教、长期沉溺于网络等原因，导致有的孩子滑向了违法犯罪的深渊。每个走上歧途的孩子，都让家庭痛苦、社会痛心。这也折射出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落实还须加力，需要以司法保护助推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网络保护和政府保护深化协同、密切配合，实现未成年人保护效果最大化。
记者：我注意到在“六位一体”的未成年人保护体系中，家庭保护居于首位。
刘婧：家庭保护始终是第一位的。我曾经收到一个未成年被告人的来信，孩子这样写道：“别人的童年充满了父母的陪伴，而我的童年只有无聊的电视机和散落一地的玩具，父母每天四处奔波忙着挣钱，我知道他们是为了让我过得好一点，但他们也错过了我的童年。慢慢地，我经不住诱惑，结交了一些坏朋友……”
（下转0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