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25年04月02日]
-- 智慧生活报 --
版次:[A11]
孙文龙事迹 鼓舞着无数后来人前行
□李晋军
一个热爱人民的人，必然得到人民的热爱。
孙文龙，1931年出生在阳城县河北镇孤堆底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小小年纪便对黑暗的旧社会产生了强烈的不满。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山西人民开展救亡运动，阳城县成立了抗日民主县政府，广大群众盼到了出头之日，孙文龙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革命火种，并在学校里开始逐步接触革命。
在党的领导下，村村成立了新学校，学校配上了新老师，老师们给学生讲新课程，使学生们懂得了“抗日救国，反抗封建压迫，铲除封建剥削”新思想、新主张以及“跟着共产党，翻身闹革命，解放劳苦大众”的新观点。孙文龙认真学习，品学兼优，出类拔萃，且追求上进，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于1949年2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9年12月，孙文龙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被安排在山西省政府机要室工作。在部队，孙文龙很快成为业务能手和骨干，除此之外，他养成空余时间就学习农业知识的好习惯，并经常响应省政府号召，回乡调查研究农业生产的现状。他所作的调查报告，多次得到省政府领导的肯定和重视。由于对农村有着特殊的情感，他恳切要求，自愿回乡，帮助农村改变落后面貌。
1957年春，孙文龙回到家乡阳城县，在文敏乡担任乡长。他通过调查摸底，根据当地条件，制定了“山上种树，山沟建库，改土治水，户户养猪”的具体发展规划。当年面貌大变，产量翻番，轰动阳城，文敏乡成为全县发展生产的一面旗帜，孙文龙成为全县竞相学习的乡长楷模。
1958年3月，县委把他调到更偏僻、更闭塞、更穷困、更落后的寺头乡。到任后孙文龙采取了“一养畜、二植桑、三在地里种‘国光’(苹果)”的发展策略。寺头乡对禽畜进行了全面彻底的改良，使优种禽畜在寺头安家，牛、驴、骡、马、猪、羊、鸡、兔总数名列全县第一；广植桑树发展养蚕，蚕茧产量年年翻番，为北方地梗植桑开创了先例；大胆试验，引种苹果，使苹果在偏僻山区落户。在当时群众还不富裕的情况下，敢于向保守思想“冲击”，敢于向“陈腐”观念“挑战”，这样的大动作、大举措、大变化，使阳城老百姓认为孙文龙就是个敢想、敢闯、敢干还能干成的“创业人”。
1964年4月，孙文龙调任润城公社担任党委书记，他用三年时间，建成了多个万亩桑园，取得棉花万亩满堂红（亩产皮棉百斤以上），在沁河创建了水轮泵站；终结了高寒地区不能种棉花的历史。在此期间，他晚上加强学习，钻研农业技术知识，白天和农技人员摸排滚打在工地。他像一个上了劲的闹钟不停地转，把事业看得比命还重要，就连一天三顿饭都得工友们再三提醒。
1966年9月至1977年4月，孙文龙先后任阳城县副县长、县长、县委书记。任职期间，他知人善任，廉洁奉公，礼贤下士，带班有方。在发展经济上，他注重调查研究，实地考察，总结经验，用典型引路，大打农业翻身仗。在全县实现“地梗桑树化”，在山西全省夺蚕茧产量之首，创造华北之冠新纪录。
1977年5月，为加快山西北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晋东南地委采取“南干北调，调人调经验”的办法，调孙文龙到革命老区武乡县担任县委书记。三年时间，武乡县面貌巨变，蚕桑产业成为全县支柱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并以新兴蚕区的一面旗帜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蚕桑工作会议。
1980年10月，孙文龙被调往屯留县担任县委书记，他继续大打“兴桑”牌，发动群众走蚕桑富民路，提出“全县兴蚕桑，太行变苏杭”的构想，仅一年时间，桑园发展到6000亩，养蚕1500张，产茧5万公斤，比上年增长12倍。
由于孙文龙长期超负荷忘我工作，过度劳累，积劳成疾，身患沉疴，终因肝病致癌，医治无效，于1982年3月16日，以身殉职于屯留，终年51岁。他亲民为民爱民，廉政勤政善政，深得三县人民的爱戴,因而被人民群众亲切地称为“蚕桑书记”“粪篓书记”“焦裕禄式的好书记”。
孙文龙连任三乡、三县主要领导，他走一处、干一处、变一处。把一腔热血撒在太行山上，撒在了发展经济、战胜贫困、改造山河、致富一方的事业上。他到哪里任职，哪里就有生机、有突破、有创新、有奇迹，他一生清正廉洁，肝胆照人，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实为共产党员之榜样，领导干部之楷模。
孙文龙逝世后的40多年里，阳城县委先后四次作出向孙文龙同志学习的决定，当地群众自发捐资为他塑雕像、修建纪念馆、立功德碑；将他的先进事迹编成戏剧，拍成电影电视剧，搬上荧幕；新华社、人民日报、山西日报等将他的事迹写成长篇通讯、报告文学等广泛宣传。孙文龙纪念馆先后被中央、省、市、县各级党委、政府、共青团授予“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基地”，每年吸引数万人学习、瞻仰。他的精神正穿越历史，化作时代的动力，鼓舞着无数后来人前行。
（作者单位系阳城法院）
一个热爱人民的人，必然得到人民的热爱。
孙文龙，1931年出生在阳城县河北镇孤堆底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小小年纪便对黑暗的旧社会产生了强烈的不满。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山西人民开展救亡运动，阳城县成立了抗日民主县政府，广大群众盼到了出头之日，孙文龙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革命火种，并在学校里开始逐步接触革命。
在党的领导下，村村成立了新学校，学校配上了新老师，老师们给学生讲新课程，使学生们懂得了“抗日救国，反抗封建压迫，铲除封建剥削”新思想、新主张以及“跟着共产党，翻身闹革命，解放劳苦大众”的新观点。孙文龙认真学习，品学兼优，出类拔萃，且追求上进，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于1949年2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9年12月，孙文龙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被安排在山西省政府机要室工作。在部队，孙文龙很快成为业务能手和骨干，除此之外，他养成空余时间就学习农业知识的好习惯，并经常响应省政府号召，回乡调查研究农业生产的现状。他所作的调查报告，多次得到省政府领导的肯定和重视。由于对农村有着特殊的情感，他恳切要求，自愿回乡，帮助农村改变落后面貌。
1957年春，孙文龙回到家乡阳城县，在文敏乡担任乡长。他通过调查摸底，根据当地条件，制定了“山上种树，山沟建库，改土治水，户户养猪”的具体发展规划。当年面貌大变，产量翻番，轰动阳城，文敏乡成为全县发展生产的一面旗帜，孙文龙成为全县竞相学习的乡长楷模。
1958年3月，县委把他调到更偏僻、更闭塞、更穷困、更落后的寺头乡。到任后孙文龙采取了“一养畜、二植桑、三在地里种‘国光’(苹果)”的发展策略。寺头乡对禽畜进行了全面彻底的改良，使优种禽畜在寺头安家，牛、驴、骡、马、猪、羊、鸡、兔总数名列全县第一；广植桑树发展养蚕，蚕茧产量年年翻番，为北方地梗植桑开创了先例；大胆试验，引种苹果，使苹果在偏僻山区落户。在当时群众还不富裕的情况下，敢于向保守思想“冲击”，敢于向“陈腐”观念“挑战”，这样的大动作、大举措、大变化，使阳城老百姓认为孙文龙就是个敢想、敢闯、敢干还能干成的“创业人”。
1964年4月，孙文龙调任润城公社担任党委书记，他用三年时间，建成了多个万亩桑园，取得棉花万亩满堂红（亩产皮棉百斤以上），在沁河创建了水轮泵站；终结了高寒地区不能种棉花的历史。在此期间，他晚上加强学习，钻研农业技术知识，白天和农技人员摸排滚打在工地。他像一个上了劲的闹钟不停地转，把事业看得比命还重要，就连一天三顿饭都得工友们再三提醒。
1966年9月至1977年4月，孙文龙先后任阳城县副县长、县长、县委书记。任职期间，他知人善任，廉洁奉公，礼贤下士，带班有方。在发展经济上，他注重调查研究，实地考察，总结经验，用典型引路，大打农业翻身仗。在全县实现“地梗桑树化”，在山西全省夺蚕茧产量之首，创造华北之冠新纪录。
1977年5月，为加快山西北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晋东南地委采取“南干北调，调人调经验”的办法，调孙文龙到革命老区武乡县担任县委书记。三年时间，武乡县面貌巨变，蚕桑产业成为全县支柱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并以新兴蚕区的一面旗帜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蚕桑工作会议。
1980年10月，孙文龙被调往屯留县担任县委书记，他继续大打“兴桑”牌，发动群众走蚕桑富民路，提出“全县兴蚕桑，太行变苏杭”的构想，仅一年时间，桑园发展到6000亩，养蚕1500张，产茧5万公斤，比上年增长12倍。
由于孙文龙长期超负荷忘我工作，过度劳累，积劳成疾，身患沉疴，终因肝病致癌，医治无效，于1982年3月16日，以身殉职于屯留，终年51岁。他亲民为民爱民，廉政勤政善政，深得三县人民的爱戴,因而被人民群众亲切地称为“蚕桑书记”“粪篓书记”“焦裕禄式的好书记”。
孙文龙连任三乡、三县主要领导，他走一处、干一处、变一处。把一腔热血撒在太行山上，撒在了发展经济、战胜贫困、改造山河、致富一方的事业上。他到哪里任职，哪里就有生机、有突破、有创新、有奇迹，他一生清正廉洁，肝胆照人，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实为共产党员之榜样，领导干部之楷模。
孙文龙逝世后的40多年里，阳城县委先后四次作出向孙文龙同志学习的决定，当地群众自发捐资为他塑雕像、修建纪念馆、立功德碑；将他的先进事迹编成戏剧，拍成电影电视剧，搬上荧幕；新华社、人民日报、山西日报等将他的事迹写成长篇通讯、报告文学等广泛宣传。孙文龙纪念馆先后被中央、省、市、县各级党委、政府、共青团授予“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基地”，每年吸引数万人学习、瞻仰。他的精神正穿越历史，化作时代的动力，鼓舞着无数后来人前行。
（作者单位系阳城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