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25年01月03日]
-- 智慧生活报 --
版次:[A7]
朱光亚：“一辈子主要做了一件事”
1946年9月2日，22岁的朱光亚作为“种子计划”成员之一前往美国研习原子弹制造技术。历经13天的海上航行，“种子计划”成员终于到达美国。然而，他们却被现实泼了一盆冷水——在这里研习原子弹制造技术绝无可能。大家只能就地解散，自寻出路。
朱光亚选择到美国密执安大学（即密歇根大学）学习核物理专业。回国后，朱光亚将一生献给了中国核物理事业，成为中国核科学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被公认为中国科技的“众帅之帅”。
朱光亚曾说：“一辈子主要做的就这一件事，就是搞中国的核武器。”
■“祖国需要我们！”
在密执安大学，朱光亚非常勤奋努力，仅用3年就完成了博士论文，那时他只有25岁。朱光亚一直在为回国做准备，同时也积极号召留美学生回国。当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大洋彼岸，朱光亚怀着满腔热血组织爱国宣讲、联谊活动，向留学生介绍国内大好形势。
“同学们，听吧！祖国在向我们召唤，四万万五千万的父老兄弟在向我们召唤，五千年的光辉在向我们召唤……回去吧，赶快回去吧！祖国在迫切地等待我们！”纸面上无声的呐喊犹如惊雷响彻美国大地，这封信迅速被美国各地区的中国留学生传阅、讨论，到第二年2月，已有53名决定尽快回国的中国留学生签上了名字。
1950年2月底，朱光亚毅然踏上“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取道香港，回到北京。回国仅一年有余，朱光亚就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专著《原子能和原子武器》，详尽地介绍了世界原子能科学发展脉络，揭开原子弹、氢弹的爆炸原理和其威力背后的秘密。
■从“打老虎”到圆梦罗布泊
上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因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介入出现了决定性转变，美国与中朝两国决定在朝鲜板门店展开停战谈判。正在北京大学教书的朱光亚被选派为随行翻译前往谈判现场。他告别夫人许慧君：“到东北打老虎去!”
谈判不仅艰苦“激烈”，更是一场耐力的比拼。会场上，双方常常一言不发，静坐一两个小时后宣布下一次会议时间就散会了。这场较量，让朱光亚更加深刻地意识到，要想真正实现独立，不受人欺侮，就必须有强大的现代化国防力量做坚实后盾。
回国后，朱光亚重返校园教书育人，培育中国第一批原子能专业人才。1959年7月1日，35岁的朱光亚接到了新的任命——调入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二机部北京第九研究所）。几个月后，朱光亚被任命为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全面负责核武器研制中的科学技术工作。
这位新中国核武器研制事业的“众帅之帅”，主持编写了中国核武器发展史上的“纲领性文件”，并牵头制定中国氢弹研制的两个步骤。这几份文件为原子弹和氢弹研制规划了具体的技术路线。
作为技术总负责人，朱光亚顾大局，更不忘小节，事无巨细地掌握着试验过程的每个环节。小到试验产品运输过程中的哪一路段需要空运、空运要注意哪些问题、翻越天山时有什么注意事项等，他都心中有数。
1964年10月16日，当蘑菇云在戈壁滩上腾空而起，欢呼声瞬间响彻苍茫的戈壁滩。“光亚副院长哪里去了？光亚呢？”激动过后，核武器研究院首任院长李觉发现朱光亚并不在场。原来，司机走错了路线，带着朱光亚等人在沙漠上一路狂奔，还没赶到山头的观测站，就听到一声巨响。
回头看到升腾的蘑菇云，朱光亚红了眼眶。从18年前远渡重洋赴美学习，到圆梦罗布泊，那一晚，内敛的朱光亚一反常态，端起酒杯，和同事们、战友们开怀痛饮，酩酊大醉，这是他平生唯一一次喝醉。
■低调内敛，但直戳要害
1965年初，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被分配到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前身——二机部第九研究院工作，开始在朱光亚的领导下从事各项工作。自此，两人便结下了深厚的缘分。在杜祥琬的记忆里，朱光亚在国家诸多科技工作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上世纪80年代，杜祥琬任国家“863”计划激光技术主题专家组首席科学家，负责制订并实施强激光研究发展计划。
“国家搞激光的战略目标是什么？”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杜祥琬邀请朱光亚“讲一课”。那次会议上，朱光亚只讲了一个古希腊神话故事——“阿喀琉斯之踵”。很快，杜祥琬就明白了：“强敌也有薄弱环节。我想朱光亚想要告诉我们，国家让我们搞激光，要先弄清楚我们的对手是谁？他们的薄弱环节又是什么？我们抓什么样的技术能够攻克强敌的薄弱环节？这就是发展战略。”在朱光亚的启发下，杜祥琬等人完成了激光研究发展报告并呈送上级领导，很快就得到了批准。
还有一件事，徐匡迪在准备接任中国工程院第三任院长时，和第二任院长宋健共同看望首任院长朱光亚，并向其取经。然而，整个谈话过程中，大部分时间是徐匡迪和宋健在汇报工作，朱光亚一言不发，直到送他们离开时，才缓缓说出了一句话：“把好院士入口关。”
“把好院士入口关，直到今天都至关重要。这说明在朱光亚心中，评选院士、发展院士的标准，保证院士队伍的高水平，是中国工程院至关重要的工作。”杜祥琬说。 据《中国科学报》
朱光亚选择到美国密执安大学（即密歇根大学）学习核物理专业。回国后，朱光亚将一生献给了中国核物理事业，成为中国核科学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被公认为中国科技的“众帅之帅”。
朱光亚曾说：“一辈子主要做的就这一件事，就是搞中国的核武器。”
■“祖国需要我们！”
在密执安大学，朱光亚非常勤奋努力，仅用3年就完成了博士论文，那时他只有25岁。朱光亚一直在为回国做准备，同时也积极号召留美学生回国。当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大洋彼岸，朱光亚怀着满腔热血组织爱国宣讲、联谊活动，向留学生介绍国内大好形势。
“同学们，听吧！祖国在向我们召唤，四万万五千万的父老兄弟在向我们召唤，五千年的光辉在向我们召唤……回去吧，赶快回去吧！祖国在迫切地等待我们！”纸面上无声的呐喊犹如惊雷响彻美国大地，这封信迅速被美国各地区的中国留学生传阅、讨论，到第二年2月，已有53名决定尽快回国的中国留学生签上了名字。
1950年2月底，朱光亚毅然踏上“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取道香港，回到北京。回国仅一年有余，朱光亚就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专著《原子能和原子武器》，详尽地介绍了世界原子能科学发展脉络，揭开原子弹、氢弹的爆炸原理和其威力背后的秘密。
■从“打老虎”到圆梦罗布泊
上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因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介入出现了决定性转变，美国与中朝两国决定在朝鲜板门店展开停战谈判。正在北京大学教书的朱光亚被选派为随行翻译前往谈判现场。他告别夫人许慧君：“到东北打老虎去!”
谈判不仅艰苦“激烈”，更是一场耐力的比拼。会场上，双方常常一言不发，静坐一两个小时后宣布下一次会议时间就散会了。这场较量，让朱光亚更加深刻地意识到，要想真正实现独立，不受人欺侮，就必须有强大的现代化国防力量做坚实后盾。
回国后，朱光亚重返校园教书育人，培育中国第一批原子能专业人才。1959年7月1日，35岁的朱光亚接到了新的任命——调入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二机部北京第九研究所）。几个月后，朱光亚被任命为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全面负责核武器研制中的科学技术工作。
这位新中国核武器研制事业的“众帅之帅”，主持编写了中国核武器发展史上的“纲领性文件”，并牵头制定中国氢弹研制的两个步骤。这几份文件为原子弹和氢弹研制规划了具体的技术路线。
作为技术总负责人，朱光亚顾大局，更不忘小节，事无巨细地掌握着试验过程的每个环节。小到试验产品运输过程中的哪一路段需要空运、空运要注意哪些问题、翻越天山时有什么注意事项等，他都心中有数。
1964年10月16日，当蘑菇云在戈壁滩上腾空而起，欢呼声瞬间响彻苍茫的戈壁滩。“光亚副院长哪里去了？光亚呢？”激动过后，核武器研究院首任院长李觉发现朱光亚并不在场。原来，司机走错了路线，带着朱光亚等人在沙漠上一路狂奔，还没赶到山头的观测站，就听到一声巨响。
回头看到升腾的蘑菇云，朱光亚红了眼眶。从18年前远渡重洋赴美学习，到圆梦罗布泊，那一晚，内敛的朱光亚一反常态，端起酒杯，和同事们、战友们开怀痛饮，酩酊大醉，这是他平生唯一一次喝醉。
■低调内敛，但直戳要害
1965年初，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被分配到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前身——二机部第九研究院工作，开始在朱光亚的领导下从事各项工作。自此，两人便结下了深厚的缘分。在杜祥琬的记忆里，朱光亚在国家诸多科技工作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上世纪80年代，杜祥琬任国家“863”计划激光技术主题专家组首席科学家，负责制订并实施强激光研究发展计划。
“国家搞激光的战略目标是什么？”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杜祥琬邀请朱光亚“讲一课”。那次会议上，朱光亚只讲了一个古希腊神话故事——“阿喀琉斯之踵”。很快，杜祥琬就明白了：“强敌也有薄弱环节。我想朱光亚想要告诉我们，国家让我们搞激光，要先弄清楚我们的对手是谁？他们的薄弱环节又是什么？我们抓什么样的技术能够攻克强敌的薄弱环节？这就是发展战略。”在朱光亚的启发下，杜祥琬等人完成了激光研究发展报告并呈送上级领导，很快就得到了批准。
还有一件事，徐匡迪在准备接任中国工程院第三任院长时，和第二任院长宋健共同看望首任院长朱光亚，并向其取经。然而，整个谈话过程中，大部分时间是徐匡迪和宋健在汇报工作，朱光亚一言不发，直到送他们离开时，才缓缓说出了一句话：“把好院士入口关。”
“把好院士入口关，直到今天都至关重要。这说明在朱光亚心中，评选院士、发展院士的标准，保证院士队伍的高水平，是中国工程院至关重要的工作。”杜祥琬说。 据《中国科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