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年代》中“哑巴”形象的多维解读

　　□任陇婵
　　山西作家张卫平深耕红色金融史领域，他于2024年6月出版的长篇小说《英雄年代》讲述抗日战争年代我党创建冀南银行及印钞厂的故事，是长篇小说《红色银行》的姊妹篇。2024年9月，山西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节目中心根据小说原著制作的《英雄年代》有声版，在《广播书场》《904夜听》等栏目和“学习强国”山西平台同步播出，一个多月时间内“学习强国”收听下载量已超过百万。《英雄年代》紧扣史料脉络，将真实史料与小说叙事融为一体，书中的“哑巴”形象，是一个贯穿全书的灵魂人物，他不仅是全书叙事结构的中心和叙事线索，同时，还是一个凝聚多重意涵的隐喻性角色，对于深化作品主题和提升故事的思想性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以“哑巴”为线索架构全书的“龙骨”
“哑巴”是张卫平以宽障山村民李石保为原型精心塑造的一个真实人物形象，当年冀南银行印钞厂就建在他家院子里，他的全家从父母亲、几个姐姐到亲戚乡友，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到印钞厂建立和发展中，并付出了重大的牺牲和贡献。张卫平将“哑巴”这一人物作为贯通时间空间的一条线索，将一个个直接或间接跟他发生联系的人物、事件、场景串起来，构架起这部小说的“龙骨”；然后以哑巴为中心枢纽，按照与冀南银行印钞厂之间的远近关系，分别设置了多道人物圈、叙事圈，创造出一种独有的叙事秩序和节奏，井然有序地安排石老爹、石俊娥、梁绍彭、李德厚、高捷成、吴子谦、肖必利、石俊袅、郭皓轩、吕掌柜等人物次第出场，他们面对日寇多次疯狂扫荡前赴后继、浴血奋战，用鲜血和生命保护着冀南银行印钞厂，演出了一幕又一幕壮烈的抗战正剧和令人感动的人生悲喜剧。这样的作品结构既不失繁复又不显单薄，主线突出又旁枝紧密，可谓主次分明、繁简得当、脉络清晰。
从“不言”到“能言”一个绝妙的隐喻
　　张卫平塑造的哑巴形象，是新中国金融事业大厦底座上的一块石头，他见证了冀南银行印钞厂所经历的艰难困苦和腥风血雨，他曾是技师吴子谦最得力的助手，为建设和保护印钞厂流汗流血流泪，但他与那些随着革命胜利迁入城市获得荣誉的功成名就者不同，后来印钞厂搬迁到城市，他为了照顾母亲没有跟大部队一道进城，而是留在大山里，几十年如一日过着并不富足的日子，一直守候着印钞厂遗址和这段沉睡的红色记忆。
　　哑巴的第一重寓意是“不言”，即不能说话，一开始主要是生理、心理障碍等“先天”原因，可谓“非不为也，是不能也”。后来，哑巴在革命队伍中得到救治和锻炼，逐渐克服了生理、心理障碍而学会了说话，这一隐喻性情节含蓄表达了一重意义——旧社会把“正常人”变成了“残疾人”，而新社会则把“残疾人”变成了具有高尚品格和健全人格的“正常人”。
　　哑巴的第二重寓意是“无言”，哑巴学会了说话却仍然没有说，则是“非不能也，是不为也”。新中国成立以来，哑巴和许多革命老区群众一样，像大山一样沉默和无闻，几乎被社会遗忘，应该说，在革命战争和建设时期，像哑巴这样的人很多，他代表“沉默的大多数”，是英雄年代千千万万隐没民间不能青史留名的人民英雄的缩影。
　　哑巴的第三重寓意是“代言”，革命战争年代有成千上万像哑巴这样奋战在经济、金融等“隐蔽战线”的“幕后英雄”，他们的英雄事迹是宝贵的精神财富，亟待深入挖掘，只有遇到党史研究者和作家这样的“知音”才能呈现于世人面前。作家通过实地调研考察，将这一段红色金融史挖掘并重现出来，将其所承载的人民史观、人民英雄观以及厚重红色文化底蕴通俗生动地阐释出来，为党史军史中经济、金融方面的简略史纲赋予鲜活“血肉”，提供了生动的“注脚”，同时，也让红色金融史突破学术研究的专业领域，走入寻常百姓家，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新中国金融事业和人民币诞生的过程。
从“合体”到“分离”叙述视角的转换
　　长篇小说《英雄年代》以真实历史事件和人物为背景，带有很强的纪实性，作家采取传统的“全知全能”视角与见证人（哑巴作为线索人物）视角相结合的叙事方法，极大增强了小说叙事的客观性和真实可信性。小说从头至尾，作家几乎与哑巴“合体”，犹如附身在哑巴身上，通过对众多人物的日常生活及相关活动的生动叙述，艺术地再现了冀南银行印钞厂的创业史、发展壮大史以及晋东南抗战的雄浑历史画卷。直到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时间一下子跳到当代，作为全知讲述者的作家从幕后走出来，与哑巴大爷相会，哑巴开口说话，亲历者与代言者的讲述殊途同归，也寓示着这段珍贵的行业历史，终于冲破时空和遗忘的重重阻碍呈现于世人面前。
　　作家叙事视角的不断调整和切换，使主观视角与客观视角互为补充、相互映衬，进而更广角、更立体、更完整地艺术化再现那一段红色金融历史，也更客观、更深刻地揭示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主题。
　　（作者系山西省社科联委员、作协会员、资深传媒评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