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24年10月23日]
-- 智慧生活报 --
版次:[A9]
一个甲子的“枫”景 几代法院人的坚守
策划：武瑞雄 文稿统筹：白婕 张晴
“枫桥经验”是中国智慧、东方经验
记者：“枫桥经验”源于诸暨枫桥干部群众的创造和政法工作的生动实践。作为社会基层治理的宝贵经验，您是怎么理解的？
闫红瑞：“枫桥经验”是土生土长的中国智慧、东方经验，是党的群众路线和群众工作方法在基层治理中的体现。20世纪60年代初，浙江诸暨枫桥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1963年11月20日，毛泽东同志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此后，“枫桥经验”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赋予“枫桥经验”新的时代内涵和历史使命，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新时代“枫桥经验”，其内涵是：坚持和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解决群众自己的事情，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
记者：结合您的工作经历，谈一谈当时人民法院是如何深入践行“枫桥经验”的？
闫红瑞：我是1982年在法院参加工作，1985年到1996年任晋城市原郊区人民法院大东沟法庭庭长，同时负责基层人民调解组织的指导工作，法庭每年审理近200件案件。初到大东沟法庭时，硬件设施落后，可以说是大雨大漏，小雨小漏，不下雨时阴暗潮湿，我们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办案、调解，大家的干劲都很足。20世纪90年代加强人民法庭建设，硬件设施得到很大改善，审判庭、调解室、办公区等一应俱全。
那些年，我们携卷下乡，走村串户，深入农村一线，将司法服务触角延伸至最基层，与村调解委员会直接对接，逐村排查纠纷，构建起一张覆盖广泛、反应迅速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网络，实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就近化解。同时，探索出“群众+调解干部+法官”相结合的调解方法，让群众敢“发声”、会“发声”，运用群众自己的力量解决纠纷。
在工作中也总结出了一些经验。我认为，调解必须以查清案件事实为基础，调解不是无原则的“和稀泥”，要秉持法官的良知，做到言行居中，扶正压邪。我们下乡办案，到了群众家里，一边了解案情，一边收集证据，一边劝导双方，多做思想工作，很多纠纷都是在苦口婆心的调解下解决的。
记者：人民法庭是践行“枫桥经验”的前沿阵地。您在法庭工作时，一定帮老百姓化解了不少纠纷，解决了不少烦心事。
闫红瑞：是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宅基地纠纷较多，比如农村宅基地和相邻排水纠纷、共有纠纷等等。我们法庭的调解率一直保持在60%以上，得到了群众的一致认可，经常有一些老百姓敲锣打鼓把锦旗送到法庭。
我记得下村镇河东村发生了一起相邻排水纠纷，地势较高的前院排水不通，导致后墙潮湿发霉，墙面岌岌可危，影响到了后院建筑设施安全。因为涉及到施工费用，两家互不相让。发生纠纷后，法官、调解员、村调委会成员召集相邻的村民、当事人、村干部同时在场，实地勘察，了解案情。最后由村委会牵头，当场作出施工安排，及时解决了村民的排水纠纷。
还有一起董山村的“茅厕纠纷”，两家因为土改时期祖遗厕所争执不休。我来到村里，调取了两家祖上的旧土地证、私人分单（分家析产文书）等证据，结合茅厕平时管理使用状况，判定了茅厕的归属权，又和村委会一起对需要茅厕的用户另行选址，成功化解了两家关于茅厕使用权、所有权的归属纠纷。
记者：听说您退休后还担任过人民调解员，在矛盾纠纷调处第一线奋斗了一辈子，一定有很深的感触吧。
闫红瑞：2017年退休后，出于对群众工作的一种特殊情怀，我又担任了7年的专职人民调解员，经常遇到的纠纷中有关婚姻家庭、相邻纠纷较多，其次是合同纠纷、侵权纠纷等。我主要负责婚姻家庭纠纷，这几年大概调解了数百件婚姻家庭类纠纷。回想起来，每一个当事人，我都把他们当作家人，每一个案子，我都当作自己的家事去办，我认为，这种将群众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来办的工作态度，也是“枫桥经验”的运用。
35年人民法院工作、11年人民法庭工作、7年人民调解员，回望当年的峥嵘岁月总会有很深的感触。“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这是一面代代传承的光荣旗帜，我相信随着时代发展，“枫桥经验”这一发端于基层的治理经验将与时俱进，不断丰富精神内涵，持续释放治理效能，展现出永不褪色的魅力。
（下转10版）
“枫桥经验”是中国智慧、东方经验
记者：“枫桥经验”源于诸暨枫桥干部群众的创造和政法工作的生动实践。作为社会基层治理的宝贵经验，您是怎么理解的？
闫红瑞：“枫桥经验”是土生土长的中国智慧、东方经验，是党的群众路线和群众工作方法在基层治理中的体现。20世纪60年代初，浙江诸暨枫桥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1963年11月20日，毛泽东同志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此后，“枫桥经验”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赋予“枫桥经验”新的时代内涵和历史使命，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新时代“枫桥经验”，其内涵是：坚持和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解决群众自己的事情，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
记者：结合您的工作经历，谈一谈当时人民法院是如何深入践行“枫桥经验”的？
闫红瑞：我是1982年在法院参加工作，1985年到1996年任晋城市原郊区人民法院大东沟法庭庭长，同时负责基层人民调解组织的指导工作，法庭每年审理近200件案件。初到大东沟法庭时，硬件设施落后，可以说是大雨大漏，小雨小漏，不下雨时阴暗潮湿，我们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办案、调解，大家的干劲都很足。20世纪90年代加强人民法庭建设，硬件设施得到很大改善，审判庭、调解室、办公区等一应俱全。
那些年，我们携卷下乡，走村串户，深入农村一线，将司法服务触角延伸至最基层，与村调解委员会直接对接，逐村排查纠纷，构建起一张覆盖广泛、反应迅速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网络，实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就近化解。同时，探索出“群众+调解干部+法官”相结合的调解方法，让群众敢“发声”、会“发声”，运用群众自己的力量解决纠纷。
在工作中也总结出了一些经验。我认为，调解必须以查清案件事实为基础，调解不是无原则的“和稀泥”，要秉持法官的良知，做到言行居中，扶正压邪。我们下乡办案，到了群众家里，一边了解案情，一边收集证据，一边劝导双方，多做思想工作，很多纠纷都是在苦口婆心的调解下解决的。
记者：人民法庭是践行“枫桥经验”的前沿阵地。您在法庭工作时，一定帮老百姓化解了不少纠纷，解决了不少烦心事。
闫红瑞：是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宅基地纠纷较多，比如农村宅基地和相邻排水纠纷、共有纠纷等等。我们法庭的调解率一直保持在60%以上，得到了群众的一致认可，经常有一些老百姓敲锣打鼓把锦旗送到法庭。
我记得下村镇河东村发生了一起相邻排水纠纷，地势较高的前院排水不通，导致后墙潮湿发霉，墙面岌岌可危，影响到了后院建筑设施安全。因为涉及到施工费用，两家互不相让。发生纠纷后，法官、调解员、村调委会成员召集相邻的村民、当事人、村干部同时在场，实地勘察，了解案情。最后由村委会牵头，当场作出施工安排，及时解决了村民的排水纠纷。
还有一起董山村的“茅厕纠纷”，两家因为土改时期祖遗厕所争执不休。我来到村里，调取了两家祖上的旧土地证、私人分单（分家析产文书）等证据，结合茅厕平时管理使用状况，判定了茅厕的归属权，又和村委会一起对需要茅厕的用户另行选址，成功化解了两家关于茅厕使用权、所有权的归属纠纷。
记者：听说您退休后还担任过人民调解员，在矛盾纠纷调处第一线奋斗了一辈子，一定有很深的感触吧。
闫红瑞：2017年退休后，出于对群众工作的一种特殊情怀，我又担任了7年的专职人民调解员，经常遇到的纠纷中有关婚姻家庭、相邻纠纷较多，其次是合同纠纷、侵权纠纷等。我主要负责婚姻家庭纠纷，这几年大概调解了数百件婚姻家庭类纠纷。回想起来，每一个当事人，我都把他们当作家人，每一个案子，我都当作自己的家事去办，我认为，这种将群众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来办的工作态度，也是“枫桥经验”的运用。
35年人民法院工作、11年人民法庭工作、7年人民调解员，回望当年的峥嵘岁月总会有很深的感触。“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这是一面代代传承的光荣旗帜，我相信随着时代发展，“枫桥经验”这一发端于基层的治理经验将与时俱进，不断丰富精神内涵，持续释放治理效能，展现出永不褪色的魅力。
（下转10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