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23年01月30日]
-- 智慧生活报 --
版次:[A8]
叔父教诲终身受益
不想调动工作 “求助”叔父
叔父房居平曾担任临汾市大宁县委书记，后来被调往甘肃省兰州市，担任兰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1982年，我在道教村七年制学校担任校长。
暑假期间，我忽然接到通知——开学到城关小学担任校长。当时我家6口人，我一个人工作，月工资38元，在农村还能勉强维持全家生活，要是到了县城就不好维持了。加之，当时我们家还欠生产队400多元，进了城，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还清呢。
于是，我去县教育局请求领导不要调动我的工作，得到的答复是 “这是县委文教部定的，我们管不了”。
我又找到当时的文教部部长郭飞鹏。他说：“去年就准备调你回县城，因为你有困难，才推到今年。自己有困难，想办法克服吧。调令已下，道教学校新任校长也派去了，你就上来吧，没有调整的余地了。”
后来，我又找了当时分管教育的副县长成步荣。成县长说：“你有困难我们知道，但工作需要得服从组织调动，可以推迟几天来，把家中安置好再来。”
我实在没办法，这时我想起了兰州的叔父房居平，他曾经说过，他和县领导都有书信往来，县委、县政府领导也常说他是老领导。
于是，我想让叔父给县委写一封信，写明不要调我进城工作，这样肯定能行。
于是，我就动笔给叔父写信：“您给我说过，您关心大宁，更关心道教村。我在咱村学校当校长，把一个五年制小学办成了七年制初中，学校由50多名学生发展到现在200多名学生，在咱村提前实现了九年制义务教育，而且在全县统考中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现在，要调我到县里的城关小学，我不想去。
“一方面，我想把咱村的学校办好，另一方面，我拖家带口，在咱村能维持生活，要是进了城，花销多，困难大，所以我想让您给县委写封信，不要调我去县里，让我继续在咱村把咱村的教育办得更好！”
信中，我还介绍了一下村里的情况，根据群众的意见、建议写了8个方面的问题。
叔父要求我堂堂正正做人不走后门
没过几天，我收到了叔父的回信。我的信用钢笔写了18页，叔父的回信用毛笔写了20页。
叔父在信中说：“在外多年，想与家人写长信拉家常，但是都没有，你是第一个。所以，上午接到你的来信，下午就给你回信。”
接着，叔父把我信中提到的8个问题，一一作了回答和解释。谈到我的工作问题时，他说：“一个共产党员，革命教师，要听党的话跟党走。哪里需要到哪里，党让干啥就干啥，自己的困难再大也是小事，革命的事情再小也是大事。搞好道教村的学校是一个点，搞好全县教育是一个面。我记得早就给你说过，要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事，不要走后门、拉关系、搞歪门邪道，这不是共产党员的作风。”
叔父的话一下子使我想起了28年前。
1954年，我刚从学校毕业，在叔父家中南房内复习功课，准备考初中。
当时，大宁县还没有初中，得去隰县考，而且周围8个县就这一个初中，难度可想而知。
于是，我给叔父写了一封信，异想天开地想让他把甘肃武威地区的初中考试题给我寄来（当时叔父任甘肃武威地委书记）。
给叔父的信寄出去后没几天，叔父就回信了。他在信中说，“你能考上就念，考不上来兰州，不要搞那些歪门邪道”。
那时，叔父就批评了我，可几十年后，我竟然把叔父的教诲忘得一干二净。
叔父的回信像一盏明灯，一下子点亮了我的心。我意识到了自己的狭隘，还是叔父站得高、看得远。
对照叔父的回信，我反复学，反复思考，深感内疚和惭愧。觉得党培养自己这么多年，怎么仍然没有真正做到听党话跟党走呢？
于是，我把叔父的来信珍藏起来，不断地学习对照，下定决心一定要做到听党的话，无条件服从组织调动，要真正做到“哪里需要到哪里，党叫干啥就干啥”。
我安排了一下家里，第二天，1982年9月15日，就到县城城关小学上班了。
牢记叔父教诲继续奉献余热
叔父的一封信使我受益终身，也是我这一生最难忘的一件事。
自那以后的几十年中，我时时刻刻从党的需要和革命的利益出发，从不考虑自己的利害得失，也正是因为自己的身体力行，党和政府给了我很高的荣誉——曾先后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优秀教育世家，省劳动竞赛委员会还为我荣记一等功。
直至我退休后的近20年中，我仍然牢记叔父教诲，不论何时何地，只要党和人民需要我，我就尽心尽力去做，先后在兴国实验学校担任教务主任、支部书记，被县文化馆聘为《小金殿趣话》杂志编审、老干部讲师团成员、县关工委家长学校校长、县教科局老干部党支部书记等职。
如今，虽然我已进入耄耋之年，但还是尽心尽力地奉献着余热。近年来，我为全县各学校、社区、机关讲党史、作讲座35场。
今后，我将一如既往地遵照叔父的教诲，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继续奉献余热。
临汾市大宁县房舒明
叔父房居平曾担任临汾市大宁县委书记，后来被调往甘肃省兰州市，担任兰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1982年，我在道教村七年制学校担任校长。
暑假期间，我忽然接到通知——开学到城关小学担任校长。当时我家6口人，我一个人工作，月工资38元，在农村还能勉强维持全家生活，要是到了县城就不好维持了。加之，当时我们家还欠生产队400多元，进了城，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还清呢。
于是，我去县教育局请求领导不要调动我的工作，得到的答复是 “这是县委文教部定的，我们管不了”。
我又找到当时的文教部部长郭飞鹏。他说：“去年就准备调你回县城，因为你有困难，才推到今年。自己有困难，想办法克服吧。调令已下，道教学校新任校长也派去了，你就上来吧，没有调整的余地了。”
后来，我又找了当时分管教育的副县长成步荣。成县长说：“你有困难我们知道，但工作需要得服从组织调动，可以推迟几天来，把家中安置好再来。”
我实在没办法，这时我想起了兰州的叔父房居平，他曾经说过，他和县领导都有书信往来，县委、县政府领导也常说他是老领导。
于是，我想让叔父给县委写一封信，写明不要调我进城工作，这样肯定能行。
于是，我就动笔给叔父写信：“您给我说过，您关心大宁，更关心道教村。我在咱村学校当校长，把一个五年制小学办成了七年制初中，学校由50多名学生发展到现在200多名学生，在咱村提前实现了九年制义务教育，而且在全县统考中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现在，要调我到县里的城关小学，我不想去。
“一方面，我想把咱村的学校办好，另一方面，我拖家带口，在咱村能维持生活，要是进了城，花销多，困难大，所以我想让您给县委写封信，不要调我去县里，让我继续在咱村把咱村的教育办得更好！”
信中，我还介绍了一下村里的情况，根据群众的意见、建议写了8个方面的问题。
叔父要求我堂堂正正做人不走后门
没过几天，我收到了叔父的回信。我的信用钢笔写了18页，叔父的回信用毛笔写了20页。
叔父在信中说：“在外多年，想与家人写长信拉家常，但是都没有，你是第一个。所以，上午接到你的来信，下午就给你回信。”
接着，叔父把我信中提到的8个问题，一一作了回答和解释。谈到我的工作问题时，他说：“一个共产党员，革命教师，要听党的话跟党走。哪里需要到哪里，党让干啥就干啥，自己的困难再大也是小事，革命的事情再小也是大事。搞好道教村的学校是一个点，搞好全县教育是一个面。我记得早就给你说过，要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事，不要走后门、拉关系、搞歪门邪道，这不是共产党员的作风。”
叔父的话一下子使我想起了28年前。
1954年，我刚从学校毕业，在叔父家中南房内复习功课，准备考初中。
当时，大宁县还没有初中，得去隰县考，而且周围8个县就这一个初中，难度可想而知。
于是，我给叔父写了一封信，异想天开地想让他把甘肃武威地区的初中考试题给我寄来（当时叔父任甘肃武威地委书记）。
给叔父的信寄出去后没几天，叔父就回信了。他在信中说，“你能考上就念，考不上来兰州，不要搞那些歪门邪道”。
那时，叔父就批评了我，可几十年后，我竟然把叔父的教诲忘得一干二净。
叔父的回信像一盏明灯，一下子点亮了我的心。我意识到了自己的狭隘，还是叔父站得高、看得远。
对照叔父的回信，我反复学，反复思考，深感内疚和惭愧。觉得党培养自己这么多年，怎么仍然没有真正做到听党话跟党走呢？
于是，我把叔父的来信珍藏起来，不断地学习对照，下定决心一定要做到听党的话，无条件服从组织调动，要真正做到“哪里需要到哪里，党叫干啥就干啥”。
我安排了一下家里，第二天，1982年9月15日，就到县城城关小学上班了。
牢记叔父教诲继续奉献余热
叔父的一封信使我受益终身，也是我这一生最难忘的一件事。
自那以后的几十年中，我时时刻刻从党的需要和革命的利益出发，从不考虑自己的利害得失，也正是因为自己的身体力行，党和政府给了我很高的荣誉——曾先后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优秀教育世家，省劳动竞赛委员会还为我荣记一等功。
直至我退休后的近20年中，我仍然牢记叔父教诲，不论何时何地，只要党和人民需要我，我就尽心尽力去做，先后在兴国实验学校担任教务主任、支部书记，被县文化馆聘为《小金殿趣话》杂志编审、老干部讲师团成员、县关工委家长学校校长、县教科局老干部党支部书记等职。
如今，虽然我已进入耄耋之年，但还是尽心尽力地奉献着余热。近年来，我为全县各学校、社区、机关讲党史、作讲座35场。
今后，我将一如既往地遵照叔父的教诲，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继续奉献余热。
临汾市大宁县房舒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