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想让儿子叫一声爸爸
我是当兵第七个年头结的婚。第二年,妻子就怀孕了。那时,人在部队无暇顾及家里。父亲早逝,母亲身体不好,里里外外全靠妻子一人。
有一天,生产队分给每户社员一堆麦衣,作为冬天烧炕取暖之用,妻子一个人用揽撮(用竹篾编的大筐)往回搬运,大概用力过大,伤了胎气,孩子夭折了。
1968年,妻子来部队探亲,再次怀孕。妻子离队时,我千叮咛万嘱咐。但我心里明白,她是家里唯一的劳动力,该干的仍然得干。
到了预产期,母亲托人给我发了几封电报,催我回去。我知道家里需要我,可是一想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又是连队的主官,不能张口请假。于是咬咬牙把几封电报悄悄揣到怀里,给妻子写了封长信,寄去30元钱,劝她去医院分娩。
1969年7月5日,孩子在安邑医院降生了,是个男孩。接到喜讯,我却高兴不起来,一方面是回不了家,另一方面是担心家里添了一口,本就清苦的日子又要增加不少负担。
家里添了一个小男人,母亲心里乐开了花,身体慢慢好了起来。10月5日,孩子刚过三个月,婆媳二人就酝酿着来队探亲。她们想让我早日见到儿子。
10月下旬,接到妻子来队探亲电报的那天,我就给妻子发了封甲级电报——“外出执行任务不要来队”。
后来才知,在接到我电报前一个小时,妻子已带上儿子上了太原—孟塬的火车。母亲赶紧让姐夫在安邑火车站打电话到孟塬车站请他们帮忙。
妻子在孟塬下火车后,突然听到车站喇叭广播:“旅客同志们请注意,从山西运城来的何明芳同志听到广播后速到问事处,有你的电话。”
开始,她以为听错了,当喇叭反复广播,她才相信。
接完电话,她愣在那里,含着泪水抱着儿子返回了老家。
1970年,上级批准我10月休探亲假,这时儿子已一岁零三个月,学会各种动物的叫声,还会叫“爸爸”“妈妈”“奶奶”,也会蹒跚走路了。
我提包走进了院子,一眼就看到坐在东房台阶上玩耍的小家伙。正在做活的妻子要和我打招呼,我赶忙摆手示意,不让她吱声,悄悄地走到儿子跟前掏出一个摩托车玩具。
小家伙抬起头,睁着一双大眼睛,一看是个生人,爬起来迈着不太稳的步子藏到妻子背后。
妻子抱起孩子说:“这是爸爸,快叫爸爸。”他胆怯地眨巴眨巴眼睛,把头藏到妻子怀里。
休假的20余天,无论妻子怎么哄,孩子始终不肯叫爸爸。
第二年,妻子带着儿子来部队探亲,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多接触儿子,但是早上我训练走了,他还未醒,晚上回来他已睡着。每天只能在吃饭时候和儿子亲近一会,而抱他最多的是连部几个战士,他看到我和他们一样都穿着军装,一直把我当解放军叔叔。
以后的几年,我每年都用那来之不易的一个月培养父子感情。可是我越是想亲近他,他越是疏远我。
有一次,我和妻子带他上街,妻子抱累了,我想抱他,可他怎么都不让我抱,放下他又不走,我一生气打了他几下。从此,他怕我,也更疏远我了。
为这事,妻子还和我生了气。“你一年四季不见孩子,还耍威风,儿子能认你吗?”
其实,打过儿子我也后悔,儿子有什么错,是我欠他的,我不是一个合格的爸爸。
几年过去了,他还是只认墙上那个爸爸(我的照片)。
有一年,妻子告诉我,我在家时儿子不肯叫我爸爸,娘儿俩送我到火车站,当着面他还是不肯叫爸爸,但火车开动后,他却哭着喊着要爸爸。这说明他幼小的心灵里已经有了我这个爸爸。叫爸爸只是时间问题。
转眼儿子已经八岁,上二年级了。就在那一年,他随全家随军了。
儿子生日那天,妻子特意做了几个菜,我给他买了学习用品和玩具。吃饭时,妻子对他说:“今天是你的生日,爸爸给你买了那么多生日礼物,还不快叫爸爸。”他吭哧了半天涨红着脸喊了声“爸爸”。这是他出生后第一次喊我爸爸,八年了,我满足了。
如今,儿子已过知天命之年,每每回忆起来,我仍然感慨万千。 滕喜德(作者系山西省运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退休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