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水东岩寺早于白马寺

　　栏目主持人 史壮宁
　　文史学者，已过知天命之年，现供职于山西广播电视台融合发展研究中心。

　　一直以来，我都认为白马寺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兴建的第一座寺院。偶然听朋友说，吕梁市文水县有一座汉代佛寺，比白马寺“高寿”，名曰东岩寺。有碑一通，铭之凿凿，始建于永平十年。
　　从太原出发，一口气将车开至东岩之下。
　　杂草丛生，环顾四周，北向有石径蜿蜒而上，“深山藏古寺”，果然意境幽绝。中途有古树遮荫，绿苔苍苍，不忍踏之。径侧有小溪清澈，汩汩有声，如耳畔私语，间有鸟鸣。
　　登数百级台阶，至岩下一片开阔地，除几座被杂草包围的石碑“形影相吊”，地面建筑荡然无存。
　　据明人记述，寺院原来规矩严整，入山门，有建庚楼，岩下有古佛楼三间，环列左右又有伽蓝殿与土地祠，再下为禅堂数椽。佛楼之西，另有七佛殿、观音殿及十王殿。遥想当年，定然是殿堂巍峨，蔚然大观。既至清嘉庆年间，也还有大殿三楹，天王殿三楹，东西两廊各三楹，钟鼓二楼及山门皆齐整。但今日所见，墙壁断残、壁画漫漶，抚之令人不胜唏嘘。
　　仰视危岩之下，明人所说石洞七间幸存，是为僧寮，或是关房。百年间，僧人已杳然，却有一株椿树从石室窗中长出，生机盎然，仿佛思念生化为木，临窗眺望旧人归路，莫非隔世一段未了因缘？也是一道奇观。沉吟片刻，留一首小诗为纪：“白云已唤僧人去，石洞亦非昨日春。可叹椿树年年绿，一如世上愚痴人。”
　　古岩之下陈列石碑均为清制，徘徊再三，始见西南深草之中另有一碑，近看果然是本次探访的重点目标——明朝天顺碑。
　　阳刻为《重修东岩禅寺碑记》，碑文尚清晰，可见重要内容：“始自后汉永平十年建立，毁于唐会昌年，大中年重建，后宋初又复重修，以后日久年深，遂以兵燹（xiǎn），废尽无存。”
　　落款为明朝天顺七年，即1463年，彼时著文何所凭据，今已无从查考。但时人既然勒石于此接受天地日月、后人检验，定然信而有证，古之人不余欺也。
　　想东汉时期，此地已有梵呗（bài）声声，贝叶传诵，后经几番毁伤，几番复起，不知何时东岩寺可重续香火，再闻暮鼓晨钟？
　　在东岩寺的天顺碑文中，提到“腾兰一播之后，法化无所不周”，“腾兰”指的是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两位天竺高僧。“汉明感梦，白马东来”的公案就和他们有关。
　　永平十年，汉明帝夜梦金人飞空而至，后派遣郎中蔡愔（yīn）博士及弟子秦景等前往天竺寻访佛法。蔡愔一行请回迦叶摩腾和竺法兰，汉明帝欣喜非常，次年专门建立佛寺，命名“白马寺”。
　　后来，迦叶摩腾与竺法兰在这里翻译了《四十二章经》。据《洛阳伽蓝记》卷四：“白马寺，汉明帝所立也，佛入中国之始寺。”
　　个人认为，说白马寺是“中国始寺”，应该也没有错。因为在此之前，佛法东渐，僧人们的修习场所并不叫寺院，而称之为浮屠祠。
　　这种说法也有明确记载，《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中，明帝永平八年，即公元65年，汉明帝给他的异母兄弟楚王刘英写了一道诏书，这道诏书成为后世研究中国佛教起源的最早官方资料：“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
　　从这则诏书中可知，楚王刘英当为中国最早的佛教信徒之一。他营造浮屠祠，创建僧团，还组织伊蒲塞（优婆塞，指在家的男居士）、桑门（沙门，指出家的僧人）进行佛教活动。
　　学者们更进一步分析，诏书中既然能够熟练运用“浮屠”“伊蒲塞”“桑门”等佛教专门用语，至少说明，“西汉末年，佛教经中亚传入中国内地”是可信的。
　　由此，一个重要时间节点——西汉哀帝时期的“伊存授经”被大家推为佛教传入中国之肇始。据《三国志·魏书东夷传》注引《魏略》记载，汉哀帝元寿元年，即公元前2年，西域大月氏使臣伊存来朝，在帝都长安向中国博士弟子景卢口授《浮屠经》。此事件又见于《世说新语》《魏书·释老志》《隋书·经籍志》等。《浮屠经》应该只是一些佛教常识，是节选或者汇编，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完整印度佛典，但它也是我国现知的第一部汉译佛经内容，早于《四十二章经》。
　　如此说来，“白马驮经”可以看作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标志着佛教在中国民间有了广泛基础之后走进皇家。准确地说，白马寺是中国的第一家皇家寺院。
　　笔者查看了一些资料，山西而外，陕西和河南均有寺院早于白马寺的记载，都号称为中国最早佛寺，而江苏也认为阿育王寺可能是佛教传入中国的第一地。
　　个人观点，至少在东汉初期，寺院已经在中原地区星罗棋布，就像文水东岩寺这样偏僻的地方都有法音宣流，各地也不应该再简单地认为早于白马寺就是中国第一寺院了。
　　那究竟谁是中国的第一间浮屠祠，尚需更多的扎实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