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21年03月25日]
-- 生活晨报 --
版次:[A11]
“入坑”了！原来三星堆考古这么“挖宝”
三星堆考古刷屏，这些“黑科技”你注意到了吗？
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
四川，广汉，三星堆。
一场正在进行的考古发掘，再次令广大网友为之沸腾。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在三星堆“祭祀区”考古发掘专家咨询组组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看来，值得关注的不仅仅是精美的出土文物。“此次考古发掘秉持的精细发掘理念，采用的多种现代科技手段，构建的考古发掘现场预防性保护新模式，可以说为今后考古发掘和研究竖起了一个新标杆。”
“豪华阵容”助力考古大发现
甚至用上了消防员
已经退休的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陈德安研究员和陈显丹研究员站在新的发掘现场，回首当年亲历1、2号“祭祀坑”发掘的往事，感慨万千。他们告诉记者，当时的发掘现场就是一片田野，田野前面是砖厂，取土烧砖的工人就跟在后面，催着他们赶快发掘。只用两个月，就把1、2号坑发掘完毕了。
35年时光如水，早已换了人间。
如今的发掘现场，被大跨度钢结构大棚覆盖，里面数个通透的玻璃房子将新发现的“祭祀坑”罩住。这个装满各类设备的考古“发掘舱”可以控制温度、湿度，让人惊叹不已。
工作人员穿着“防护服”在古蜀国祭祀“圣地”开展“野外”考古，仿佛是在封闭的高科技实验室工作。在“考古舱”旁设有各种应急文物保护实验室和库房，各种先进设备一应俱全。
提升装备的科技含量并不是为了“炫”。三星堆遗址发掘总领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唐飞告诉记者，在这样的“考古舱”里开展发掘工作，不仅能控制发掘现场的温度、湿度，还能减少工作人员带入现代的微生物、细菌等。
不仅有科技力量的“加持”，专家“阵容”也堪称“豪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四川大学等多家科研机构和高校纷纷加入此次考古发掘工作。在现场忙碌的，是一个包括文物保护技术、体质人类学、动物学、植物学、环境学、冶金学、地质学、化学、材料学等在内的多学科交叉创新研究团队。
正是这样的齐心聚力，大家有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发现，比如古丝绸的“身影”。
“我们在4号‘祭祀坑’的黑色灰烬中提取到了肉眼不可见的丝绸制品残留物，这是非常重要的发现。”唐飞说。
甚至连消防队员也被邀请参与研究。
三星堆“祭祀坑”的文物大多有烧灼痕迹，考古学家推测这是一种“燎祭”方式，即将青铜器、象牙等祭品燃烧后填埋。这种“燎祭”是在坑外燃烧，还是坑内燃烧？燃烧最高温度是多少？……这些谜题有待消防队员和考古学家合作揭晓答案。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李映福说：“此次发掘实现了机制上的创新，多家机构共同参与，形成高水平的发掘团队，构建了覆盖面广阔的多学科交叉研究团队，实现了考古发掘现场与文物保护研究的无缝衔接。”
从田野考古到实验室考古
考古发掘舱、集成发掘平台、多功能发掘操作系统……一位在文物报道领域深耕多年的记者，亲临三星堆考古发掘现场后也不禁感叹：现场太震撼了，考古科技刷新认知！
过去的田野考古工作，更多的是在露天条件下开展，此次考古发掘不仅搭建了现代化的考古发掘大棚，为了更好地保护出土文物，尤其是脆弱的有机质文物，还专门建造了恒温恒湿的玻璃方舱等设施。在王巍看来，此次考古发掘的硬件条件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可以说集成了迄今为止国内最好的，甚至是世界上最好的考古发掘设施。“此次考古发掘运用了很多新的技术和设备，把原先的田野考古发掘变为了实验室考古发掘，相当于把整个发掘现场搬进了实验室。”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举例道，“在恒温恒湿的玻璃方舵内，通过电子显微镜、三维激光扫描和三维摄影建模等，就可以不间断地发掘、发现、记录那些细小的遗存现象”。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助理研究员彭小军表示，借助高科技手段，开展更为精细的考古发掘工作，有利于更多地提取遗址中的多学科信息，更好地还原当时的历史场景，或能弥补上世纪八十年代对三星堆遗址1号和2号坑进行发掘时留下的一些缺憾，能对这些坑的性质有所明判。
为明确年代提供实锤
一直以来，围绕三星堆遗址，有多个长期悬而未解的学术问题，比如最基本的年代问题和性质问题。“受当时技术水平、采样质量和数量等因素影响，多年前对三星堆遗址进行碳14测年，所得到的年代结果为公元前2000年左右，和用其他方式获取的考古学信息相比，大家普遍认为这一结果明显偏早。”孙华指出。
三星堆出土了大量青铜器，结合出土器物形制、风格和地层关系等多种信息来进行类比和交叉断代是考古学中常用的方法。然而，学界对南方地区出土的青铜器的认识存在很多分歧。因此，对三星堆遗址的年代判定也是众说纷纭，有学者认为是商中期，也有学者认为是春秋时期。
孙华介绍，不同于过去三星堆1号和2号坑的碳14年代测定，这次三星堆考古在采样方面，标本数量更多，标本选择也更恰当；在标本测量方面，采用了精确度和灵敏度更高的加速器质谱仪，可以将测年误差控制在正负25年之内。“尽管最终的测年结果还没有正式发布，我们相信，这次的工作可以为精准测定三星堆遗址年代问题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孙华说。
3D打印给文物穿上“护身服”
此前在评价科技手段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的作用时，王巍曾经打过一个比方，可谓是给考古工作增加了“望远镜”和“显微镜”。此次，科技手段在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中的新应用，则给王巍带来更多的惊喜。
青铜器在地下埋藏了数千年，往往有锈蚀、斑驳，甚至断裂等。以往在保护出土青铜器时，通常是在青铜器外面包上薄膜、软布，再用石膏进行固定。而此次发掘中，则采用3D打印技术，打印出非常逼真的青铜器模型，接着在模型上涂上半凝固的硅胶材料，形成一个硅胶保护套。然后，将这层硅胶保护套“穿”在出土的青铜器上，形成贴身“防护服”，外面再用石膏固定。“当然，3D打印技术已经应用了一段时间了，在文物修复中也得到了较多应用，但用在刚出土的青铜器的保护上，据我所知，这还是第一次，可以有效避免对青铜器可能带来的损坏。这种创新型的应用，值得点赞。”王巍说。
采访中，王巍一再强调，目前对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还仅仅只是个开始，随着对新发现“祭祀坑”的精细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多学科研究的深入开展，将不断丰富和刷新人们对于古蜀文明的认知，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研究提供更多的实物资料。
综合新华社、《科技日报》
四川，广汉，三星堆。
一场正在进行的考古发掘，再次令广大网友为之沸腾。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在三星堆“祭祀区”考古发掘专家咨询组组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看来，值得关注的不仅仅是精美的出土文物。“此次考古发掘秉持的精细发掘理念，采用的多种现代科技手段，构建的考古发掘现场预防性保护新模式，可以说为今后考古发掘和研究竖起了一个新标杆。”
“豪华阵容”助力考古大发现
甚至用上了消防员
已经退休的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陈德安研究员和陈显丹研究员站在新的发掘现场，回首当年亲历1、2号“祭祀坑”发掘的往事，感慨万千。他们告诉记者，当时的发掘现场就是一片田野，田野前面是砖厂，取土烧砖的工人就跟在后面，催着他们赶快发掘。只用两个月，就把1、2号坑发掘完毕了。
35年时光如水，早已换了人间。
如今的发掘现场，被大跨度钢结构大棚覆盖，里面数个通透的玻璃房子将新发现的“祭祀坑”罩住。这个装满各类设备的考古“发掘舱”可以控制温度、湿度，让人惊叹不已。
工作人员穿着“防护服”在古蜀国祭祀“圣地”开展“野外”考古，仿佛是在封闭的高科技实验室工作。在“考古舱”旁设有各种应急文物保护实验室和库房，各种先进设备一应俱全。
提升装备的科技含量并不是为了“炫”。三星堆遗址发掘总领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唐飞告诉记者，在这样的“考古舱”里开展发掘工作，不仅能控制发掘现场的温度、湿度，还能减少工作人员带入现代的微生物、细菌等。
不仅有科技力量的“加持”，专家“阵容”也堪称“豪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四川大学等多家科研机构和高校纷纷加入此次考古发掘工作。在现场忙碌的，是一个包括文物保护技术、体质人类学、动物学、植物学、环境学、冶金学、地质学、化学、材料学等在内的多学科交叉创新研究团队。
正是这样的齐心聚力，大家有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发现，比如古丝绸的“身影”。
“我们在4号‘祭祀坑’的黑色灰烬中提取到了肉眼不可见的丝绸制品残留物，这是非常重要的发现。”唐飞说。
甚至连消防队员也被邀请参与研究。
三星堆“祭祀坑”的文物大多有烧灼痕迹，考古学家推测这是一种“燎祭”方式，即将青铜器、象牙等祭品燃烧后填埋。这种“燎祭”是在坑外燃烧，还是坑内燃烧？燃烧最高温度是多少？……这些谜题有待消防队员和考古学家合作揭晓答案。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李映福说：“此次发掘实现了机制上的创新，多家机构共同参与，形成高水平的发掘团队，构建了覆盖面广阔的多学科交叉研究团队，实现了考古发掘现场与文物保护研究的无缝衔接。”
从田野考古到实验室考古
考古发掘舱、集成发掘平台、多功能发掘操作系统……一位在文物报道领域深耕多年的记者，亲临三星堆考古发掘现场后也不禁感叹：现场太震撼了，考古科技刷新认知！
过去的田野考古工作，更多的是在露天条件下开展，此次考古发掘不仅搭建了现代化的考古发掘大棚，为了更好地保护出土文物，尤其是脆弱的有机质文物，还专门建造了恒温恒湿的玻璃方舱等设施。在王巍看来，此次考古发掘的硬件条件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可以说集成了迄今为止国内最好的，甚至是世界上最好的考古发掘设施。“此次考古发掘运用了很多新的技术和设备，把原先的田野考古发掘变为了实验室考古发掘，相当于把整个发掘现场搬进了实验室。”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举例道，“在恒温恒湿的玻璃方舵内，通过电子显微镜、三维激光扫描和三维摄影建模等，就可以不间断地发掘、发现、记录那些细小的遗存现象”。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助理研究员彭小军表示，借助高科技手段，开展更为精细的考古发掘工作，有利于更多地提取遗址中的多学科信息，更好地还原当时的历史场景，或能弥补上世纪八十年代对三星堆遗址1号和2号坑进行发掘时留下的一些缺憾，能对这些坑的性质有所明判。
为明确年代提供实锤
一直以来，围绕三星堆遗址，有多个长期悬而未解的学术问题，比如最基本的年代问题和性质问题。“受当时技术水平、采样质量和数量等因素影响，多年前对三星堆遗址进行碳14测年，所得到的年代结果为公元前2000年左右，和用其他方式获取的考古学信息相比，大家普遍认为这一结果明显偏早。”孙华指出。
三星堆出土了大量青铜器，结合出土器物形制、风格和地层关系等多种信息来进行类比和交叉断代是考古学中常用的方法。然而，学界对南方地区出土的青铜器的认识存在很多分歧。因此，对三星堆遗址的年代判定也是众说纷纭，有学者认为是商中期，也有学者认为是春秋时期。
孙华介绍，不同于过去三星堆1号和2号坑的碳14年代测定，这次三星堆考古在采样方面，标本数量更多，标本选择也更恰当；在标本测量方面，采用了精确度和灵敏度更高的加速器质谱仪，可以将测年误差控制在正负25年之内。“尽管最终的测年结果还没有正式发布，我们相信，这次的工作可以为精准测定三星堆遗址年代问题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孙华说。
3D打印给文物穿上“护身服”
此前在评价科技手段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的作用时，王巍曾经打过一个比方，可谓是给考古工作增加了“望远镜”和“显微镜”。此次，科技手段在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中的新应用，则给王巍带来更多的惊喜。
青铜器在地下埋藏了数千年，往往有锈蚀、斑驳，甚至断裂等。以往在保护出土青铜器时，通常是在青铜器外面包上薄膜、软布，再用石膏进行固定。而此次发掘中，则采用3D打印技术，打印出非常逼真的青铜器模型，接着在模型上涂上半凝固的硅胶材料，形成一个硅胶保护套。然后，将这层硅胶保护套“穿”在出土的青铜器上，形成贴身“防护服”，外面再用石膏固定。“当然，3D打印技术已经应用了一段时间了，在文物修复中也得到了较多应用，但用在刚出土的青铜器的保护上，据我所知，这还是第一次，可以有效避免对青铜器可能带来的损坏。这种创新型的应用，值得点赞。”王巍说。
采访中，王巍一再强调，目前对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还仅仅只是个开始，随着对新发现“祭祀坑”的精细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多学科研究的深入开展，将不断丰富和刷新人们对于古蜀文明的认知，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研究提供更多的实物资料。
综合新华社、《科技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