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21年03月01日]
-- 生活晨报 --
版次:[A9]
梁山好汉吃牛肉真是为了“反抗”吗？
今年是牛年。说到牛，我们会想起牛气、牛市、吹牛、牛不喝水强按头等词语，会想起牛奶、牛肉、牛蹄筋、牛腱子等美食，却很少有人再想起老牛耕田的景象。在过去，牛耕一直是主流的耕作方式，牛一直是农民的主要帮手。古代中国重农主义盛行不衰，历代帝王为证明他们对耕牛的保护和推崇，不仅禁止农民宰牛，而且禁止屠户和饭馆出售牛肉。但奇怪的是，不管禁令多么严厉，民间照样宰牛，作坊和酒店里照样叫卖牛肉。历代帝王高调保护耕牛的那些圣旨和律条，往往像废纸一样毫无约束力，这又是因为什么呢？
官府禁止屠牛，梁山好汉却动不动就吃牛肉
我们不妨从梁山好汉吃牛肉说起。
《水浒传》开篇头一回，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得罪了高俅，带着老母逃出京城，途中在一座庄园歇脚打尖。庄园主人便拿出一盘牛肉相待。
第三回，鲁达三拳打死镇关西，逃到五台山出家为僧，因受不了斋戒之苦，偷偷溜到山脚下小酒馆喝酒吃肉。原文写道：约莫也吃了十来碗，智深问道：“有甚肉？把一盘来吃。”店家道：“早来有些牛肉，都卖没了。”
第九回，林冲充军发配，被派到草料场当看守，风雪之夜去外面打酒。那店家“切一盘熟牛肉，烫一壶热酒，请林冲吃”。又有第十四回，阮氏三雄请智多星吴用吃饭，走到一家小酒馆里，问店小二有什么下酒菜。小二说：“新宰得一头黄牛，花糕也相似好肥肉。”阮小二大喜：“大块切十斤来！”
到后来，林冲、鲁达、吴用、阮氏兄弟等人上了梁山，当了响马，更是牛肉不断顿。每次打了胜仗，或者有新人入伙，宋江都是吩咐后厨“宰牛杀马”，然后大伙“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水浒传》成书于明朝，故事背景是宋朝。但不管宋朝还是明朝，官府对民间宰牛、吃牛都施行限制甚至禁止的政策。在这种政策之下，梁山好汉却动不动就吃牛肉，这是为啥？
最近十几年，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解释：梁山好汉吃牛肉，是为了体现反抗精神。官府不是不让宰牛吗？不是说吃牛肉犯法吗？他们偏不听官府的，偏要跟官府对着干。
这个解释听起来合理，实际上却是现代学者不了解古人生活而产生的臆想。
宋朝禁止屠牛的圣旨有两百多道
今人想了解古人生活，不能光看纸面上的规定，不能把死的法律当成活的现实。帝制时代的法律，与现实有天壤之别。法律上严厉禁止的行为和现象，在古人生活中却完全有可能司空见惯。
以宋朝为例。从北宋初年到南宋灭亡，三百年间出了十几个皇帝，禁止屠牛的圣旨颁布了二百多道。再看法律，从北宋前期根据唐朝法律制定的法典《宋刑统》，到南宋中叶修编的法典《庆元条法事类》，再到现存《宋会要辑稿》刑法部分，都载有非常严厉的禁令。宰杀耕牛、私宰病牛、误伤官府之牛、偷盗邻家之牛，种种罪行均有判例。杀牛之人的惩罚条目相当清晰，轻则罚金，重则徒刑甚至死刑。可现实当中究竟是什么样子呢？
北宋刘斧《青琐高议》记载，与京城开封仅有一河之隔的封丘县谭店乡，一个名叫陈贵的屠牛专业户，总共宰杀过上万头牛。
南宋判例汇编《名公书判清明集》：提到，南宋名臣胡颖去某地做官，一路上到处见到牛肉作坊，乡间还不算太多，城里更是比比皆是。胡颖感叹道，这些老百姓胆大包天，藐视国法，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宋会要辑稿》里记载的宰牛事例尤其普遍。
宋真宗在位时，浙江百姓把牛肉当成上品菜，趋利之徒争相宰牛。宋真宗吩咐地方官依法抓捕，一位京官进谏道，杀牛吃肉的人太多了，法不责众，不如网开一面，不要治他们的罪了。
宋高宗在位时，从杭州驻军到绍兴百姓，都有宰杀耕牛的。宋高宗让御前侍卫抓捕，还贴出了举报一人重奖三百贯的告示，最后仍然是一个法不责众、听之任之的局面。
如果说梁山好汉吃牛肉是要体现反抗精神，那这些老百姓吃牛肉能体现什么精神呢？难道他们也要揭竿造反？
朝廷立法保护耕牛及其他畜力，收效甚微
宋朝以后，元朝是以蒙古人统治中国，统治者更看重蒙古人和色目人的风俗习惯，只有一两个略微汉化的蒙古皇帝顾忌到儒家传统，一方面开科举，一方面禁屠牛。不过，屠牛禁令只用来约束中原和江南地区的汉人，蒙古人、色目人、边疆牧民和云贵苗民都无须遵守。在这个朝代，宰牛和吃牛的现象也许比其他朝代更严重，但目前还没见到明显的文献证据。只在元曲和元诗当中能见到屠牛的情形。
明朝恢复传统，朝廷继续严禁屠牛。《大明律例》卷16《兵律·厩牧·宰杀马牛》：“凡私宰自己马牛者，杖一百。驼、骡、驴，杖八十。误杀者不坐。若病死而不申官开剥者，答四十，筋角皮张入官。若故杀他人马牛者，杖七十，徒一年半。驼、骡、驴，杖一百。”
朝廷立法保护耕牛以及其他畜力，倒也不能说没有一点儿作用，但实际收效往往很小。清朝完全继承明朝法令，对屠宰耕牛的惩罚办法与明朝一模一样。但翻开《刑案汇览三编》，北京、天津、保定、张家口，屠户纷纷“私开圈店，买得耕牛宰卖”，从来都没有杜绝过。
有需求才有买卖，有买卖才有屠宰
有需求才有买卖，有买卖才有屠宰。屠户之所以冒着违法犯罪的风险宰牛，肯定是因为市面上对牛肉的需求比较多，卖牛肉有利可图。
古代百姓生活贫苦，一年到头吃不上几回肉。如果家里有一头牛，让宰掉吃了，十有八九不会答应。但如果那头牛老弱病残，无法耕田，则被宰的可能性极大。如果哪户百姓突然发一笔小财，拿来买肉打打牙祭，那也是理所当然。至于买什么肉，得看哪种肉更便宜实惠。在整个古代中国，牛肉往往比其他家禽家畜肉要便宜，所以只要能买得到，老百姓宁可用牛肉打牙祭，尽管牛是耕田的好帮手。
刘禹锡写过一篇《叹牛》，说他在郊外散步，碰见一个牵着瘸牛去宰杀的老人。刘禹锡劝老人将牛放生，结果被嘲笑了一顿。老人说：“这头牛能耕田的时候，我绝对不会杀，这不是爱它，而是要靠它种庄稼；现在我要杀它，也不是恨它，而是要用它的皮和肉换钱花。你凭什么干预我的事呢？”
刘禹锡是唐朝人，唐朝皇帝同样三令五申严禁杀牛。禁令有用吗？应该没有。《唐会要》第41卷载有唐宣宗一道圣旨：“天下诸州屠牛，访闻近日，皆不遵守。自今以后，切宜禁断。委所在州府长官，并录事参军等，严加捉搦。”如果禁令有效，唐宣宗会说“皆不遵守”吗？他和此后历朝历代的皇帝还用得着三令五申吗？
古代士大夫当中，确实有人不吃牛肉。唐朝画家韩滉，传世名画《五牛图》的作者，爱牛如命，不仅自己不吃，还狠狠地惩处杀牛之人。他在浙江西部当官，逮住杀牛者，先砍头，再把尸体挂起来曝晒，以此给牛报仇。元朝文人孔齐，自幼秉承母训，“唯羊、猪、鹅、鸭可食，余皆不可食”。有一年闹饥荒，猪肉价格高，牛肉相对来说便宜得多，孔齐买不起猪肉，想用牛肉解馋，又不想坏了自己的规矩，于是向上天祷告一番，然后才吃。吃完这顿牛肉，脚丫子肿起老高，仿佛被牛神诅咒，于是再也不吃牛肉。
但士大夫跟士大夫并不一样。我们最熟悉的宋朝大文豪苏东坡，就不反对吃牛肉。想当年，苏轼流放黄州，开荒东坡，与农夫为邻。邻居家的耕牛不幸患病，决定宰掉吃肉，并请苏轼一起享用。苏轼应约赴宴，帮邻居烤牛肉，大醉而归。事后苏轼写了一幅书法，名为《牛酒帖》。
民间养牛耕田，远远没有卖牛肉划算
所以说，《水浒传》作者之所以描写梁山好汉宰牛杀马、大吃牛肉，并没有“体现反抗精神”的深意。施耐庵仅仅是把古代生活中随处可见的饮食习惯顺手写出来而已。细看全书，这帮好汉不仅吃牛肉，还吃羊、吃马、吃鱼、吃鸡、吃鹅……跟他们吃牛一样，这都是为了充饥或解馋，体现不了反抗精神。
问题是，历代官方制定的屠牛禁令为何不被大家遵守呢？
在《宋会要辑稿》刑法卷，有一位官员向宋徽宗解释了屠牛禁令为何无效：一头活牛只卖5000到7000文。如果宰杀卖肉，却能卖200到300斤。按照每斤100文的市价出售，可得2万到3万文。所以民间养牛耕田，远远没有卖牛肉划算。朝廷虽有禁令，养殖户却能想办法把禁令变成废纸，将好牛当成病牛和死牛卖给屠户。养牛者有利可图，屠户有钱可赚，食客们有肉可吃，区区刑罚又怎能禁得住呢？
用经济学的眼光来看，这位宋朝官员道出了民间宰牛行为的本质，也揭示了古代中国历代帝王保护耕牛的无知之处。其实根本用不着官方进行任何保护，老百姓自己就能做出最理性最划算的决策：只要用牛耕田带来的利益能超过宰牛卖肉，那么用不着官方禁止，老百姓自会保护耕牛；否则无论官方怎样禁止，宰牛和吃牛的链条都不会断绝。 据《北京青年报》
官府禁止屠牛，梁山好汉却动不动就吃牛肉
我们不妨从梁山好汉吃牛肉说起。
《水浒传》开篇头一回，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得罪了高俅，带着老母逃出京城，途中在一座庄园歇脚打尖。庄园主人便拿出一盘牛肉相待。
第三回，鲁达三拳打死镇关西，逃到五台山出家为僧，因受不了斋戒之苦，偷偷溜到山脚下小酒馆喝酒吃肉。原文写道：约莫也吃了十来碗，智深问道：“有甚肉？把一盘来吃。”店家道：“早来有些牛肉，都卖没了。”
第九回，林冲充军发配，被派到草料场当看守，风雪之夜去外面打酒。那店家“切一盘熟牛肉，烫一壶热酒，请林冲吃”。又有第十四回，阮氏三雄请智多星吴用吃饭，走到一家小酒馆里，问店小二有什么下酒菜。小二说：“新宰得一头黄牛，花糕也相似好肥肉。”阮小二大喜：“大块切十斤来！”
到后来，林冲、鲁达、吴用、阮氏兄弟等人上了梁山，当了响马，更是牛肉不断顿。每次打了胜仗，或者有新人入伙，宋江都是吩咐后厨“宰牛杀马”，然后大伙“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水浒传》成书于明朝，故事背景是宋朝。但不管宋朝还是明朝，官府对民间宰牛、吃牛都施行限制甚至禁止的政策。在这种政策之下，梁山好汉却动不动就吃牛肉，这是为啥？
最近十几年，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解释：梁山好汉吃牛肉，是为了体现反抗精神。官府不是不让宰牛吗？不是说吃牛肉犯法吗？他们偏不听官府的，偏要跟官府对着干。
这个解释听起来合理，实际上却是现代学者不了解古人生活而产生的臆想。
宋朝禁止屠牛的圣旨有两百多道
今人想了解古人生活，不能光看纸面上的规定，不能把死的法律当成活的现实。帝制时代的法律，与现实有天壤之别。法律上严厉禁止的行为和现象，在古人生活中却完全有可能司空见惯。
以宋朝为例。从北宋初年到南宋灭亡，三百年间出了十几个皇帝，禁止屠牛的圣旨颁布了二百多道。再看法律，从北宋前期根据唐朝法律制定的法典《宋刑统》，到南宋中叶修编的法典《庆元条法事类》，再到现存《宋会要辑稿》刑法部分，都载有非常严厉的禁令。宰杀耕牛、私宰病牛、误伤官府之牛、偷盗邻家之牛，种种罪行均有判例。杀牛之人的惩罚条目相当清晰，轻则罚金，重则徒刑甚至死刑。可现实当中究竟是什么样子呢？
北宋刘斧《青琐高议》记载，与京城开封仅有一河之隔的封丘县谭店乡，一个名叫陈贵的屠牛专业户，总共宰杀过上万头牛。
南宋判例汇编《名公书判清明集》：提到，南宋名臣胡颖去某地做官，一路上到处见到牛肉作坊，乡间还不算太多，城里更是比比皆是。胡颖感叹道，这些老百姓胆大包天，藐视国法，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宋会要辑稿》里记载的宰牛事例尤其普遍。
宋真宗在位时，浙江百姓把牛肉当成上品菜，趋利之徒争相宰牛。宋真宗吩咐地方官依法抓捕，一位京官进谏道，杀牛吃肉的人太多了，法不责众，不如网开一面，不要治他们的罪了。
宋高宗在位时，从杭州驻军到绍兴百姓，都有宰杀耕牛的。宋高宗让御前侍卫抓捕，还贴出了举报一人重奖三百贯的告示，最后仍然是一个法不责众、听之任之的局面。
如果说梁山好汉吃牛肉是要体现反抗精神，那这些老百姓吃牛肉能体现什么精神呢？难道他们也要揭竿造反？
朝廷立法保护耕牛及其他畜力，收效甚微
宋朝以后，元朝是以蒙古人统治中国，统治者更看重蒙古人和色目人的风俗习惯，只有一两个略微汉化的蒙古皇帝顾忌到儒家传统，一方面开科举，一方面禁屠牛。不过，屠牛禁令只用来约束中原和江南地区的汉人，蒙古人、色目人、边疆牧民和云贵苗民都无须遵守。在这个朝代，宰牛和吃牛的现象也许比其他朝代更严重，但目前还没见到明显的文献证据。只在元曲和元诗当中能见到屠牛的情形。
明朝恢复传统，朝廷继续严禁屠牛。《大明律例》卷16《兵律·厩牧·宰杀马牛》：“凡私宰自己马牛者，杖一百。驼、骡、驴，杖八十。误杀者不坐。若病死而不申官开剥者，答四十，筋角皮张入官。若故杀他人马牛者，杖七十，徒一年半。驼、骡、驴，杖一百。”
朝廷立法保护耕牛以及其他畜力，倒也不能说没有一点儿作用，但实际收效往往很小。清朝完全继承明朝法令，对屠宰耕牛的惩罚办法与明朝一模一样。但翻开《刑案汇览三编》，北京、天津、保定、张家口，屠户纷纷“私开圈店，买得耕牛宰卖”，从来都没有杜绝过。
有需求才有买卖，有买卖才有屠宰
有需求才有买卖，有买卖才有屠宰。屠户之所以冒着违法犯罪的风险宰牛，肯定是因为市面上对牛肉的需求比较多，卖牛肉有利可图。
古代百姓生活贫苦，一年到头吃不上几回肉。如果家里有一头牛，让宰掉吃了，十有八九不会答应。但如果那头牛老弱病残，无法耕田，则被宰的可能性极大。如果哪户百姓突然发一笔小财，拿来买肉打打牙祭，那也是理所当然。至于买什么肉，得看哪种肉更便宜实惠。在整个古代中国，牛肉往往比其他家禽家畜肉要便宜，所以只要能买得到，老百姓宁可用牛肉打牙祭，尽管牛是耕田的好帮手。
刘禹锡写过一篇《叹牛》，说他在郊外散步，碰见一个牵着瘸牛去宰杀的老人。刘禹锡劝老人将牛放生，结果被嘲笑了一顿。老人说：“这头牛能耕田的时候，我绝对不会杀，这不是爱它，而是要靠它种庄稼；现在我要杀它，也不是恨它，而是要用它的皮和肉换钱花。你凭什么干预我的事呢？”
刘禹锡是唐朝人，唐朝皇帝同样三令五申严禁杀牛。禁令有用吗？应该没有。《唐会要》第41卷载有唐宣宗一道圣旨：“天下诸州屠牛，访闻近日，皆不遵守。自今以后，切宜禁断。委所在州府长官，并录事参军等，严加捉搦。”如果禁令有效，唐宣宗会说“皆不遵守”吗？他和此后历朝历代的皇帝还用得着三令五申吗？
古代士大夫当中，确实有人不吃牛肉。唐朝画家韩滉，传世名画《五牛图》的作者，爱牛如命，不仅自己不吃，还狠狠地惩处杀牛之人。他在浙江西部当官，逮住杀牛者，先砍头，再把尸体挂起来曝晒，以此给牛报仇。元朝文人孔齐，自幼秉承母训，“唯羊、猪、鹅、鸭可食，余皆不可食”。有一年闹饥荒，猪肉价格高，牛肉相对来说便宜得多，孔齐买不起猪肉，想用牛肉解馋，又不想坏了自己的规矩，于是向上天祷告一番，然后才吃。吃完这顿牛肉，脚丫子肿起老高，仿佛被牛神诅咒，于是再也不吃牛肉。
但士大夫跟士大夫并不一样。我们最熟悉的宋朝大文豪苏东坡，就不反对吃牛肉。想当年，苏轼流放黄州，开荒东坡，与农夫为邻。邻居家的耕牛不幸患病，决定宰掉吃肉，并请苏轼一起享用。苏轼应约赴宴，帮邻居烤牛肉，大醉而归。事后苏轼写了一幅书法，名为《牛酒帖》。
民间养牛耕田，远远没有卖牛肉划算
所以说，《水浒传》作者之所以描写梁山好汉宰牛杀马、大吃牛肉，并没有“体现反抗精神”的深意。施耐庵仅仅是把古代生活中随处可见的饮食习惯顺手写出来而已。细看全书，这帮好汉不仅吃牛肉，还吃羊、吃马、吃鱼、吃鸡、吃鹅……跟他们吃牛一样，这都是为了充饥或解馋，体现不了反抗精神。
问题是，历代官方制定的屠牛禁令为何不被大家遵守呢？
在《宋会要辑稿》刑法卷，有一位官员向宋徽宗解释了屠牛禁令为何无效：一头活牛只卖5000到7000文。如果宰杀卖肉，却能卖200到300斤。按照每斤100文的市价出售，可得2万到3万文。所以民间养牛耕田，远远没有卖牛肉划算。朝廷虽有禁令，养殖户却能想办法把禁令变成废纸，将好牛当成病牛和死牛卖给屠户。养牛者有利可图，屠户有钱可赚，食客们有肉可吃，区区刑罚又怎能禁得住呢？
用经济学的眼光来看，这位宋朝官员道出了民间宰牛行为的本质，也揭示了古代中国历代帝王保护耕牛的无知之处。其实根本用不着官方进行任何保护，老百姓自己就能做出最理性最划算的决策：只要用牛耕田带来的利益能超过宰牛卖肉，那么用不着官方禁止，老百姓自会保护耕牛；否则无论官方怎样禁止，宰牛和吃牛的链条都不会断绝。 据《北京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