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21年02月08日]
-- 生活晨报 --
版次:[A11]
（上接10版）
缘何而“困”
社会、家庭、技术多重变革交织
从“乡里乡亲”的熟人社会到城市社区的陌生环境，让“老漂族”成为“社区隐形人”。王艳表示，由于中国属地化管理、户籍制度的约束以及原生家庭的强大聚合力，“老漂族”的根仍在老家，各种社会身份也留在了老家，他们在流入城市后仍需要往返流出地和流入地之间。同时，有别于向往城市生活的农民工群体，因照顾子女生活而来的“老漂族”们对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家乡有着更深的眷恋。他们大部分来自小城市、县城、乡镇这样的“熟人社会”，流动到城市后，尽管能与家人团聚，但社会交往的被迫突然切断，以及城市商品房社区邻里关系都让他们容易感到孤独。加上“老漂族”受年龄、知识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对新环境的适应能力比较差，日常生活被照顾孩子挤占，社交网络的断层，使得他们逐渐成为公共生活中被边缘化陌生化的人。
从“家庭权威者”到“家庭参与者”的变化，让“老漂族”易产生心理落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学院教授李玲指出，我国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独生子女数量增多，众多80后独生子女接受教育后留在城市工作、成家。然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和婴幼儿照护服务供给不足，使年轻人面临的生活压力与日俱增，面对这种状况，两代人选择“抱团取暖”，老年父母选择流入子女家庭所在的城市，在经济、精力等方面继续奉献。“过去40年的社会巨变也带来新型的家庭关系，家庭的物质、精神生活供给中心已经由祖辈转变为孙辈（所谓的‘家庭下行主义’），爱、照顾和家庭资源都是由上往下的。”“老漂族”作为子女核心家庭的外来者，常常会面临代际冲突的问题，沈奕斐认为，市场经济时代，老一代过去拥有的权威得到削弱，而对于以“照顾者”的身份进入城市子女家庭的“老漂族”而言，代际关系的重心下移到儿孙辈的身上，他们经历着从“家庭权威者”到“家庭旁观者”的转变，逐渐成为一个事事靠后、容易被忽视的家庭边缘人，如果无法得到子女的关心与重视，就会使得老年人产生严重的心理落差。
沈奕斐还强调，在文化变迁中，父母和子女两代人生活经历、思想观念、生活习惯、育儿理念上的分歧，往往容易在窄小的平台空间上形成冲突，这也增加了随迁老人在子女家庭中的不适应感。
从遵循“传统经验”到“后喻时代”的转变，使“老漂族”成为信息时代迷失者。庄曦强调指出，数字化信息技术的普及打破了“前喻文化”（晚辈向长辈学习）之下的知识传递方式。不少随迁老人在晚辈的帮助下，学会了微信聊天、收发红包，不过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文化反哺在技术接触的层面效果较好，但在知识信息、文化理念等深度交流层面较为欠缺。调研中发现，子辈家庭成员与老人的微信朋友圈互动不多，有的子辈甚至会将家中老人屏蔽在朋友圈之外。
“智能手机和移动社交媒体的发展和普及对处于边缘地位的老人纳入社会网络节点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利于提高他们在高速流动、个体化进程持续推进的现代社会中的适应性。”王艳认为，对于无法使用智能手机和移动社交媒体的“老漂族”而言，这可能将进一步造成他们与社会网络的脱离。
多管齐下
为“老漂族”织密社会支持网络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拓宽福利覆盖面，既要增强对随迁老人的正式制度支持，又要加大对婴幼儿照护服务的投入力度。总的看来，“老漂族”能够享受到所在地一定的养老服务与养老保障，但也存在一些政策方面异地衔接的困难。对此，应进一步解决横亘在城乡户籍间的壁垒，持续推动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均等化，切实让代际支持型随迁老人享受到诸如公交出行、公共文化服务、医疗保健等方面的优惠政策，避免因经济、身体方面的原因造成家庭照料供给不足。
此外，李玲指出，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后，随迁老年人照顾孙辈的压力倍增。“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进一步改善婴幼儿照护服务供给，发展婴幼儿照顾服务机构，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减轻随迁老人抚育幼儿的压力。
鼓励以深度“文化反哺”弥合“数字沟壑”，为代际支持提供必要的铺垫。传播科技的发展使得归属感的建立能够跨越时空界限，为流动人群社会关系的重新连接赋予了新的潜能。在采访中，庄曦强调，家庭内社会支持的构建与维系，是随迁老人社会支持的重点。不少随迁老人在晚辈的帮助下，学会了微信聊天、收发红包等功能，这些进步不仅丰富了老年人的生活，而且为其与晚辈之间的联系开辟了新渠道。家人的支持对他们而言不仅是新技术的分享，更是情感的纽带。因此，互联网平台上代际间跨圈层的深度文化反哺应作为提升随迁老人社会支持的重要方向。
同时，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金兼斌认为，社区作为一个最基本的共同体，是开展和推进适老化改造和升级的基本抓手。据悉，“十四五”末我国将建成5000个示范性城乡老年友好型社区，通过鼓励社区自设或与教育机构、社会组织等合作老年教育学习点或与老年大学等一系列“智慧助老”行动，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
重视随迁老人的友伴支持，为其搭建线上线下双重互动空间。庄曦表示，由于空间距离等因素，随迁老人与家乡同辈好友面对面的聚会难以实现。但微信群等“虚拟空间”可为老人提供实时在场的“聚会”，为他们提供充满“集体记忆”的交流场景以及必要的情感支持。但“虚拟空间”不能完全取代现实生活，因此，老年群体同辈之间的互相支持有赖于线上线下的同步推进。城市社区应发挥所长，以联谊会、外出采风、兴趣小组等形式将随迁老人与本地老人组织到一起，帮助他们拓展新的同辈社交网络，进而得到更多的支持性资源。
加强代际沟通，明确家庭权责利，帮助老年人树立“积极老龄观”，探索合作育儿。沈奕斐指出，西方的育儿理论在有些层面并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文化包含的是合作育儿、家庭主义的文化。因此，应探索合作育儿的积极路径，在学会倾听彼此心声的基础上，明确老人的责任和权利，在照护过程中，子女要给予老年父母足够的经济、生活和精神支持，照护结束后，子女要积极对老年父母的代际支持进行“反哺”，充分了解父母的养老意愿，尽自己的孝心让父母安度晚年。
另一方面，老人自身应树立“积极老龄观”，消除只是临时帮助子女照顾孙辈的“外来感”“暂居感”，发挥自己丰富的生活阅历和经验优势，成为子女家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员。放下作为父母的权威感，充分利用空闲时间，了解和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新观念，培养兴趣爱好，丰富精神世界。主动参与社区组织的活动，扩大社交圈。 据《光明日报》
社会、家庭、技术多重变革交织
从“乡里乡亲”的熟人社会到城市社区的陌生环境，让“老漂族”成为“社区隐形人”。王艳表示，由于中国属地化管理、户籍制度的约束以及原生家庭的强大聚合力，“老漂族”的根仍在老家，各种社会身份也留在了老家，他们在流入城市后仍需要往返流出地和流入地之间。同时，有别于向往城市生活的农民工群体，因照顾子女生活而来的“老漂族”们对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家乡有着更深的眷恋。他们大部分来自小城市、县城、乡镇这样的“熟人社会”，流动到城市后，尽管能与家人团聚，但社会交往的被迫突然切断，以及城市商品房社区邻里关系都让他们容易感到孤独。加上“老漂族”受年龄、知识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对新环境的适应能力比较差，日常生活被照顾孩子挤占，社交网络的断层，使得他们逐渐成为公共生活中被边缘化陌生化的人。
从“家庭权威者”到“家庭参与者”的变化，让“老漂族”易产生心理落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学院教授李玲指出，我国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独生子女数量增多，众多80后独生子女接受教育后留在城市工作、成家。然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和婴幼儿照护服务供给不足，使年轻人面临的生活压力与日俱增，面对这种状况，两代人选择“抱团取暖”，老年父母选择流入子女家庭所在的城市，在经济、精力等方面继续奉献。“过去40年的社会巨变也带来新型的家庭关系，家庭的物质、精神生活供给中心已经由祖辈转变为孙辈（所谓的‘家庭下行主义’），爱、照顾和家庭资源都是由上往下的。”“老漂族”作为子女核心家庭的外来者，常常会面临代际冲突的问题，沈奕斐认为，市场经济时代，老一代过去拥有的权威得到削弱，而对于以“照顾者”的身份进入城市子女家庭的“老漂族”而言，代际关系的重心下移到儿孙辈的身上，他们经历着从“家庭权威者”到“家庭旁观者”的转变，逐渐成为一个事事靠后、容易被忽视的家庭边缘人，如果无法得到子女的关心与重视，就会使得老年人产生严重的心理落差。
沈奕斐还强调，在文化变迁中，父母和子女两代人生活经历、思想观念、生活习惯、育儿理念上的分歧，往往容易在窄小的平台空间上形成冲突，这也增加了随迁老人在子女家庭中的不适应感。
从遵循“传统经验”到“后喻时代”的转变，使“老漂族”成为信息时代迷失者。庄曦强调指出，数字化信息技术的普及打破了“前喻文化”（晚辈向长辈学习）之下的知识传递方式。不少随迁老人在晚辈的帮助下，学会了微信聊天、收发红包，不过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文化反哺在技术接触的层面效果较好，但在知识信息、文化理念等深度交流层面较为欠缺。调研中发现，子辈家庭成员与老人的微信朋友圈互动不多，有的子辈甚至会将家中老人屏蔽在朋友圈之外。
“智能手机和移动社交媒体的发展和普及对处于边缘地位的老人纳入社会网络节点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利于提高他们在高速流动、个体化进程持续推进的现代社会中的适应性。”王艳认为，对于无法使用智能手机和移动社交媒体的“老漂族”而言，这可能将进一步造成他们与社会网络的脱离。
多管齐下
为“老漂族”织密社会支持网络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拓宽福利覆盖面，既要增强对随迁老人的正式制度支持，又要加大对婴幼儿照护服务的投入力度。总的看来，“老漂族”能够享受到所在地一定的养老服务与养老保障，但也存在一些政策方面异地衔接的困难。对此，应进一步解决横亘在城乡户籍间的壁垒，持续推动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均等化，切实让代际支持型随迁老人享受到诸如公交出行、公共文化服务、医疗保健等方面的优惠政策，避免因经济、身体方面的原因造成家庭照料供给不足。
此外，李玲指出，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后，随迁老年人照顾孙辈的压力倍增。“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进一步改善婴幼儿照护服务供给，发展婴幼儿照顾服务机构，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减轻随迁老人抚育幼儿的压力。
鼓励以深度“文化反哺”弥合“数字沟壑”，为代际支持提供必要的铺垫。传播科技的发展使得归属感的建立能够跨越时空界限，为流动人群社会关系的重新连接赋予了新的潜能。在采访中，庄曦强调，家庭内社会支持的构建与维系，是随迁老人社会支持的重点。不少随迁老人在晚辈的帮助下，学会了微信聊天、收发红包等功能，这些进步不仅丰富了老年人的生活，而且为其与晚辈之间的联系开辟了新渠道。家人的支持对他们而言不仅是新技术的分享，更是情感的纽带。因此，互联网平台上代际间跨圈层的深度文化反哺应作为提升随迁老人社会支持的重要方向。
同时，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金兼斌认为，社区作为一个最基本的共同体，是开展和推进适老化改造和升级的基本抓手。据悉，“十四五”末我国将建成5000个示范性城乡老年友好型社区，通过鼓励社区自设或与教育机构、社会组织等合作老年教育学习点或与老年大学等一系列“智慧助老”行动，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
重视随迁老人的友伴支持，为其搭建线上线下双重互动空间。庄曦表示，由于空间距离等因素，随迁老人与家乡同辈好友面对面的聚会难以实现。但微信群等“虚拟空间”可为老人提供实时在场的“聚会”，为他们提供充满“集体记忆”的交流场景以及必要的情感支持。但“虚拟空间”不能完全取代现实生活，因此，老年群体同辈之间的互相支持有赖于线上线下的同步推进。城市社区应发挥所长，以联谊会、外出采风、兴趣小组等形式将随迁老人与本地老人组织到一起，帮助他们拓展新的同辈社交网络，进而得到更多的支持性资源。
加强代际沟通，明确家庭权责利，帮助老年人树立“积极老龄观”，探索合作育儿。沈奕斐指出，西方的育儿理论在有些层面并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文化包含的是合作育儿、家庭主义的文化。因此，应探索合作育儿的积极路径，在学会倾听彼此心声的基础上，明确老人的责任和权利，在照护过程中，子女要给予老年父母足够的经济、生活和精神支持，照护结束后，子女要积极对老年父母的代际支持进行“反哺”，充分了解父母的养老意愿，尽自己的孝心让父母安度晚年。
另一方面，老人自身应树立“积极老龄观”，消除只是临时帮助子女照顾孙辈的“外来感”“暂居感”，发挥自己丰富的生活阅历和经验优势，成为子女家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员。放下作为父母的权威感，充分利用空闲时间，了解和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新观念，培养兴趣爱好，丰富精神世界。主动参与社区组织的活动，扩大社交圈。 据《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