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21年02月08日]
-- 生活晨报 --
版次:[A10]
“老漂族”，身心漂泊的双重困境何以破解
老年人通常被认为是流动性较低的群体，然而在城市化、老龄化进程显著加快的今天，中国有一类日益庞大的城市老年流动人口值得关注：为了支持儿女事业、照料孙辈，他们像“候鸟”一样离开家乡“漂”至陌生的大城市，面临着语言不通、文化差异、两地分居、异地医保等问题。随子女流动，身体和心灵处于“双重漂泊”的随迁老人构成当今老龄化中国一幅具有代表性的图景，被称为“老漂族”。
这些来自五湖四海，为支持儿女事业、照顾第三代而背井离乡，来到子女工作城市的随迁老人群体特征如何？面临着怎样的困惑？这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什么？该如何帮助他们实现迁入城市的社会融入？记者通过实地体察、深度访谈等形式了解该群体的生活状态。
“老漂族”群像
儿女在外闯明天随迁带娃“漂”晚年
“早上6点起床做饭，饭后老伴儿送老大上学，我送老二去幼儿园，回来的路上买点菜，上午打扫屋子，午饭后洗洗涮涮再准备上晚饭食材。下午不到三点老伴儿就要动身去接老大，儿子儿媳下班晚，放学后再送他去英语、绘画等各种补习班。疫情在家的时候，天天还要督促上小学的老大上网课、打卡作业。”这是来自山西的杨春玲（化名）与老伴儿每天在北京要面对的庞杂工作。
杨春玲老人这样的生活已成为不少大城市随迁老人的生活缩影。据2018年城市统计年鉴数据，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武汉、西安6个城市的老年流动人口平均占总流动人口的12.8%，并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调研中发现，在随迁老人的家庭特征上，大部分被照顾的孙辈年龄较小。东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梅林在代际支持视角下的随迁老人的研究样本中显示，大多数孙辈都处于小学或未入学阶段，小学及以下阶段者的占比为80.5%。
在随迁老人流动方向上，基本与中国人口流动、城市化进程方向大体一致。流入地主要是各类资源集中的大城市，流出地分布在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
在随迁老人自身的社会需求上，因其处于流动性的生活状态，在情感支持、陪伴支持、信息支持等方面的社会需求程度高于非随迁老人。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庄曦在研究报告《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市新移民的互联网社会支持》中指出，针对江苏部分区域60岁以上城市居住老年人的调查显示，随迁老人的信息支持需求占比最高，达61.1%；情感支持需求和陪伴支持需求占比较高，为45%。
在随迁老人的社会融入上，“广场舞”微信群成为“老漂族”在流入地建立新的交往关系的入口。长期从事老年问题研究的四川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王艳表示，跳广场舞是当代老年人排解孤独、寻求认同、重建交往的重要途径。微信兴起并在老年群体流行起来后，现实空间已有的广场舞社群走向网络化，通过微信群迅速在网络空间里得到维护、深化和延伸，形成他们在流入地互动交流的交往空间。
在调研中，记者深切感受到，随迁老年人往往以家庭利益为居留决策的出发点，一方面心甘情愿，另一方面又迫不得已，两难的背后其自身需求往往被家庭和社会所忽视。
随迁之“痛”
社交困难、消费高、扫码难、代际冲突大
社交困难
张成文两年前和老伴儿从老家山东枣庄到济南帮忙带孙，对他来说，虽然“在家庭这个圈子享受到了天伦之乐”，但“觉得自己疏远了亲戚朋友，自我封闭了”，没有人交流，没有朋友，对门的人都没有来往……提及外出社交，他更是有苦难言。“我们这个年龄再重新建立朋友圈很难，一整天都要看孩子，根本没有自己的时间。”
从南到北的地域跨度，让来自重庆巫山的邓阿姨在北京带孩子的日子并不舒畅。“我的重庆话别人也听不懂，出门问路都不方便。”
离开生活几十年的故土，“老漂族”往往容易出现水土不服、生活环境不适应的问题。
代际隔膜
“带孩子再苦再累我都能承受，但不能受气。”在孙芳（化名）看来，带娃的日子并不舒心。这位来自山西的特级教师，2019年年初就从老家来北京帮子女照料生活，不仅包揽了所有家务，还换着花样做可口的饭菜，“每天累得腰酸背痛”，却常常不能得到孩子的关心，有时还要面对他们从工作中带回的“负面情绪”。“你想要什么孩子不知道，她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射到自己孩子身上了，但她想要什么我们当父母的都知道。”
不仅如此，“衣服穿多了还是穿少了”“发烧了是物理降温还是吃药”……育儿观念的差异也成为“老漂族”与子女之间的一大矛盾。
夫妻分离
三代同堂按理说该是其乐融融，但调研发现并非如此，不少老年人忍受着漂泊异乡的孤独，有的甚至和老伴儿长年分居两地。
老年夫妻异地分隔的情况“老漂族”中也并不少见。自4年前来北京照顾怀孕儿媳开始，刘芳（化名）就与在老家江西工作的老伴儿过上了分居生活。老伴儿患有高血压，担心其身体的刘芳每日视频提醒他服药。然而，刘芳在京的日子里，老伴儿时常随意饮食，身体状态每况愈下。2019年春节后，老伴儿因身体原因突然过世，刘芳的精神受到了很大打击，常常夜里躲在自己房里流泪。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沈奕斐指出，在照顾婴幼儿时，由于缺乏相关社会支持体系，双职工家庭往往需要一个照顾孩子料理家务的成员角色，任劳任怨的父母往往充当了这个角色。从性别角度来看，由于女性承担家务更多，老年女性比男性更为“抢手”，这导致随迁老人分居问题。
异地医保
在随迁老人日常生活方面，异地就医始终是困扰他们的一大问题。来京生活7年的周卫国（化名）对此颇为不满：“除非住院，不然都得自己掏钱，出院以后花了多少钱只能返回当地再报，然而当地有的药费、床位费、门诊费不能报，除去这些以后才能报百分之几十。”
由于医保在老家，随迁老人生病就医往往要走繁杂的报销流程，常常面临“垫资跑腿”负担重、报销周期长等问题，再加上大城市医疗费用较高，即使报销后也还要花费一笔不小的开支。
针对异地医保的报销，近年来政府已着手推动各地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试点工作，全国已有20个省区市开通了国家平台线上备案。然而，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还尚未普及至全国范围，对于随迁老人而言，“就医难”“就医贵”仍然是当下面临的一大问题。
消费“升级”
对一些随迁老人而言，因受户籍限制，很多时候无法享受当地的优惠政策，而大城市物价要远远高于老家农村的水平，大城市的消费使他们“望而却步”。
“在城里钱少真是很难，随便吃顿早餐就几十元，以前在村里几块钱就能解决。”张成文来济南前，他和妻子在枣庄经营着一家早餐店，为了带孩子，他们转让了早餐店，举家去了济南。没有了经济收入的老张对城市里的高消费难以接受。
数字鸿沟
2018年，在老家难以独自生活的杨为民（化名）追随老伴儿来到北京照顾孙辈。杨大爷不太会操作手机，每到需要扫码的地方心里都很排斥。“我都拿现金去超市买东西，他们好多地方又不收现金，东西都不会买了。”常常站在顶楼看飞鸟，成为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杨为民平日的消遣。
随着科技的发展，老人进入大城市生活往往面临“数字鸿沟”的问题，智能手机不会操作，微信支付记不住步骤，智能电器不会使用……这些“数字化”生活中的困难也造成了“老漂族”的不适应。
（下转11版）
这些来自五湖四海，为支持儿女事业、照顾第三代而背井离乡，来到子女工作城市的随迁老人群体特征如何？面临着怎样的困惑？这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什么？该如何帮助他们实现迁入城市的社会融入？记者通过实地体察、深度访谈等形式了解该群体的生活状态。
“老漂族”群像
儿女在外闯明天随迁带娃“漂”晚年
“早上6点起床做饭，饭后老伴儿送老大上学，我送老二去幼儿园，回来的路上买点菜，上午打扫屋子，午饭后洗洗涮涮再准备上晚饭食材。下午不到三点老伴儿就要动身去接老大，儿子儿媳下班晚，放学后再送他去英语、绘画等各种补习班。疫情在家的时候，天天还要督促上小学的老大上网课、打卡作业。”这是来自山西的杨春玲（化名）与老伴儿每天在北京要面对的庞杂工作。
杨春玲老人这样的生活已成为不少大城市随迁老人的生活缩影。据2018年城市统计年鉴数据，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武汉、西安6个城市的老年流动人口平均占总流动人口的12.8%，并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调研中发现，在随迁老人的家庭特征上，大部分被照顾的孙辈年龄较小。东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梅林在代际支持视角下的随迁老人的研究样本中显示，大多数孙辈都处于小学或未入学阶段，小学及以下阶段者的占比为80.5%。
在随迁老人流动方向上，基本与中国人口流动、城市化进程方向大体一致。流入地主要是各类资源集中的大城市，流出地分布在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
在随迁老人自身的社会需求上，因其处于流动性的生活状态，在情感支持、陪伴支持、信息支持等方面的社会需求程度高于非随迁老人。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庄曦在研究报告《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市新移民的互联网社会支持》中指出，针对江苏部分区域60岁以上城市居住老年人的调查显示，随迁老人的信息支持需求占比最高，达61.1%；情感支持需求和陪伴支持需求占比较高，为45%。
在随迁老人的社会融入上，“广场舞”微信群成为“老漂族”在流入地建立新的交往关系的入口。长期从事老年问题研究的四川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王艳表示，跳广场舞是当代老年人排解孤独、寻求认同、重建交往的重要途径。微信兴起并在老年群体流行起来后，现实空间已有的广场舞社群走向网络化，通过微信群迅速在网络空间里得到维护、深化和延伸，形成他们在流入地互动交流的交往空间。
在调研中，记者深切感受到，随迁老年人往往以家庭利益为居留决策的出发点，一方面心甘情愿，另一方面又迫不得已，两难的背后其自身需求往往被家庭和社会所忽视。
随迁之“痛”
社交困难、消费高、扫码难、代际冲突大
社交困难
张成文两年前和老伴儿从老家山东枣庄到济南帮忙带孙，对他来说，虽然“在家庭这个圈子享受到了天伦之乐”，但“觉得自己疏远了亲戚朋友，自我封闭了”，没有人交流，没有朋友，对门的人都没有来往……提及外出社交，他更是有苦难言。“我们这个年龄再重新建立朋友圈很难，一整天都要看孩子，根本没有自己的时间。”
从南到北的地域跨度，让来自重庆巫山的邓阿姨在北京带孩子的日子并不舒畅。“我的重庆话别人也听不懂，出门问路都不方便。”
离开生活几十年的故土，“老漂族”往往容易出现水土不服、生活环境不适应的问题。
代际隔膜
“带孩子再苦再累我都能承受，但不能受气。”在孙芳（化名）看来，带娃的日子并不舒心。这位来自山西的特级教师，2019年年初就从老家来北京帮子女照料生活，不仅包揽了所有家务，还换着花样做可口的饭菜，“每天累得腰酸背痛”，却常常不能得到孩子的关心，有时还要面对他们从工作中带回的“负面情绪”。“你想要什么孩子不知道，她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射到自己孩子身上了，但她想要什么我们当父母的都知道。”
不仅如此，“衣服穿多了还是穿少了”“发烧了是物理降温还是吃药”……育儿观念的差异也成为“老漂族”与子女之间的一大矛盾。
夫妻分离
三代同堂按理说该是其乐融融，但调研发现并非如此，不少老年人忍受着漂泊异乡的孤独，有的甚至和老伴儿长年分居两地。
老年夫妻异地分隔的情况“老漂族”中也并不少见。自4年前来北京照顾怀孕儿媳开始，刘芳（化名）就与在老家江西工作的老伴儿过上了分居生活。老伴儿患有高血压，担心其身体的刘芳每日视频提醒他服药。然而，刘芳在京的日子里，老伴儿时常随意饮食，身体状态每况愈下。2019年春节后，老伴儿因身体原因突然过世，刘芳的精神受到了很大打击，常常夜里躲在自己房里流泪。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沈奕斐指出，在照顾婴幼儿时，由于缺乏相关社会支持体系，双职工家庭往往需要一个照顾孩子料理家务的成员角色，任劳任怨的父母往往充当了这个角色。从性别角度来看，由于女性承担家务更多，老年女性比男性更为“抢手”，这导致随迁老人分居问题。
异地医保
在随迁老人日常生活方面，异地就医始终是困扰他们的一大问题。来京生活7年的周卫国（化名）对此颇为不满：“除非住院，不然都得自己掏钱，出院以后花了多少钱只能返回当地再报，然而当地有的药费、床位费、门诊费不能报，除去这些以后才能报百分之几十。”
由于医保在老家，随迁老人生病就医往往要走繁杂的报销流程，常常面临“垫资跑腿”负担重、报销周期长等问题，再加上大城市医疗费用较高，即使报销后也还要花费一笔不小的开支。
针对异地医保的报销，近年来政府已着手推动各地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试点工作，全国已有20个省区市开通了国家平台线上备案。然而，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还尚未普及至全国范围，对于随迁老人而言，“就医难”“就医贵”仍然是当下面临的一大问题。
消费“升级”
对一些随迁老人而言，因受户籍限制，很多时候无法享受当地的优惠政策，而大城市物价要远远高于老家农村的水平，大城市的消费使他们“望而却步”。
“在城里钱少真是很难，随便吃顿早餐就几十元，以前在村里几块钱就能解决。”张成文来济南前，他和妻子在枣庄经营着一家早餐店，为了带孩子，他们转让了早餐店，举家去了济南。没有了经济收入的老张对城市里的高消费难以接受。
数字鸿沟
2018年，在老家难以独自生活的杨为民（化名）追随老伴儿来到北京照顾孙辈。杨大爷不太会操作手机，每到需要扫码的地方心里都很排斥。“我都拿现金去超市买东西，他们好多地方又不收现金，东西都不会买了。”常常站在顶楼看飞鸟，成为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杨为民平日的消遣。
随着科技的发展，老人进入大城市生活往往面临“数字鸿沟”的问题，智能手机不会操作，微信支付记不住步骤，智能电器不会使用……这些“数字化”生活中的困难也造成了“老漂族”的不适应。
（下转1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