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年味

　　我经历了70多个春节。
　　　　小时候过年，就是盼着穿新衣，新袄、新裤、新袜、新鞋、新帽，全身新；吃好吃的，如白面馍、饺子、麻花、炸豆腐；图热闹，如剪柏枝，挂年画、贴春联；挣压岁钱，虽然从每个长辈身上只能得到几毛钱，但加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走亲戚，起码能吃上“麻花盘”，就是放着麻花、核桃、柿饼、枣的那一种“盘”；玩，就是点上一根香，同弟妹们聚在一块，炸响兜里的小鞭炮……
　　　　1958年腊月二十四，我和本村王淑珍结为伉俪。那年过年，我就不再贪吃、贪玩，而是日夜守着新娘，陪着她聊天说地，陪着她走亲访友……总之，她干啥我就干啥，邻居们都说：“真是一对形影不离的鸳鸯！”
　　　　三年后，我有了大女儿，“年味”又变了：我成天围着女儿转，特别是除夕那个晚上，她好像也知道“守岁”似的，都零点了，还不睡觉，我们就躺在她的身旁，一个劲儿逗她乐。白天，我又抱着女儿，一同看热闹、看打球、看唱戏……大家都羡慕地说：“夫妻两口，中间夹个小狗，看有多美！”我也觉得“这年才过出了滋味”。
　　　　1971年11月，县委任命我担任王范公社党委书记，从此我就当上了一万三千口人的“大家长”。那些年，年味更变了：一入腊月，我就和副书记张来宝、民政干部柴培仙一个村一个村地了解社员“备年”情况，对一些过不了年的特困户，要么安排村里解决，要么公社救济一点。反正有个原则，就是不让一户村民成为失群的孤雁，困难得过不了年。
　　　　1975年除夕，我回家路过王范庄，见支部书记邢登科光顾着安排别人的生活，却忘了“自家揭不开锅了”，便顺手从口袋里掏出50元钱，说：“赶快到王范买些面、割些肉吧，让孩子们也高高兴地过个年！”那些年的“年”，一颗心总操在全体社员身上，只要社员的“年”过得好，我就有滋有味了。
　　　　今年的年，我已退休多年，脑子里不再装有什么“硬性指标”，也就清闲了许多。
　　　　今年轮到老三待客，日子选在正月初二，他在饭店定了5桌。不幸的是疫情暴发。除夕，女儿打来电话，“据说村里有人从武汉归来，最好给我三爸说说，今年不要请客了，也不要相互走动了。”我立即打电话与老三商定：取消家庭聚会。微信上还转发许多诸如“国家有难，咱不添乱。坐在家里，就是贡献。亲戚不走，来年还有。朋友不聚，回头再叙。武汉加油！中国加油！全民安康！”“今年春节不一般，过上一个特色年。不跑不游不乱蹿，吃饱睡好电视前。提高警惕防疫情，争取再活五百年”等信息。
　　　　这真是“年年过年味不同，今年春节抗疫情”。 王志英（运城市盐湖区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