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读者、作者到编者

　　我十分钟爱报纸，她浸润我四十多年，今天仍在浸润。她是我的良师益友，廉价老师，她给我以力量，她助我插翅飞翔。
　　　　俗话说，人靠衣裳马靠鞍。有人问我，你靠啥？我说，我靠报。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在村大队当团支部书记。那时，大队订有《山西日报》《山西农民报》等，这可对了我的胃口，我每天都认真读。
　　　　我发现，报上登的事迹，在我们村的青年中也有类似的，于是，我就想写一写，投投稿。写好文章后，我先是投给公社广播站；公社广播站采用后，我又向县广播站“进军”；县广播站采用后，我就大着胆子向《山西日报》等报纸投。
　　　　记得，我写的一篇《小王变了》的文章，记叙了我们村一个落后青年转变的事迹。文章被《山西日报》刊登后，在全公社青年中产生了强烈反响。随后，我被县里任命为公社团委书记。
　　　　在公社工作的 11年里，我把“闲谈莫过三分钟”作为座右铭，贴在我座位后面的墙上，我要把所有能利用起来的零碎时间，全用来读报写作。
　　　　我们公社开始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干部争论特激烈。有的干部提出要搞包产到户，有的干部强烈反对，说包产到户是分田单干，是复辟倒退。
　　　　我看了很多东西后，写了一篇《包产到户不是分田单干》的稿子，寄给《山西农民报》，过了几天就被采用了。稿子见报后，干部和社员都争着传看，并说：“报纸上都说对，没问题，咱们搞吧。”于是，不到半年功夫，全社普遍推行了包产到户责任制。
　　　　包产到户后，还要不要干部？争论也很激烈。我带着问题深入三个不同类型的队里调查，又写了一篇《实行生产责任制，干部担子更沉重》，《山西农民报》很快刊登还加了短评。我们公社各队长一看，很受启发。我的文章发挥了作用。
　　　　山西日报社主办的1983年第2期《新闻战线》以《通讯报道与本职工作》为题，对我用报纸推动工作的事迹作了报道，使我与报的联系更加紧密。
　　　　订一份报，足足顶一个或几个编外干部在给党委做工作。我在公社那些年，这个“廉价干部”“廉价老师”必请无疑，仅《山西农民报》就订到150多份，保证一个山庄铺一份。有些地方，公办邮路送不到，我们还自办了民办邮递线路，确保报纸能够准确送达，使报纸无时不在为党委工作着。
　　　　报纸使我增智增谋，也使我许多工作干得比其他同事优秀，她伴随我一步一步从一个村干部走到公社党委书记。后来，我还到省委党校深造两年。
　　　　1999年，我由读者、作者成为报纸的编者——闻喜县委将创刊的县报（内部交流）总编的重任压在了我的肩上。我又开始了全新的工作，向别家报纸学组稿，学评论，学采访，学画版，学摄影等等。五年下来，县报共推出了10多个基层优秀干部典型的通讯，有两个还被县委发红头文件号召全县干部学习。同时，还将先进典型事迹二度创作为报告文学作品，备受高层肯定，被称为“峨嵋岭文学流派”，在全国引起反响。2008年，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将首块“中国报告文学之乡”的牌匾挂在了闻喜县。 田水旺（闻喜县政协原副主席、县老年学会会长、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