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9年05月15日]
-- 生活晨报 --
版次:[A10]
邓颖超追述与周恩来相识相爱经过
正在央视一套热播的电视剧《永远的战友》，客观真实地反映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22年中，邓颖超鲜为人知的革命经历。
邓颖超早年是如何与周恩来相识、相知、相爱的？
1987年9月30日，邓颖超在中南海西花厅宴请来访的日本客人竹入义胜等人。席间，邓颖超回忆说：“1919年我在天津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恩来同志在日本留学。《雨中岚山》那首诗就是恩来同志那个时候作的。五四运动后，五六月间恩来回国。当时女同学中间都说有一位青年叫周恩来，大家都很喜欢他。有一天召开群众大会，抗议山东军阀杀害一名爱国志士。大会主席台上坐着一位戴鸭舌帽的青年，穿一身绿不绿黄不黄的衣服和一双白色皮鞋。有人告诉我，这个人就是周恩来。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我心想周恩来原来就是这样，觉得这个人不错。恩来同志也知道我，但彼此都没有进一步接触。“后来天津成立了觉悟社，恩来和我都是这个组织里的成员。恩来是学生会机关的负责人，我搞学生运动，彼此开始有接触。那时，我看恩来同别人谈话，谈的时间很长。我是一个少女，他找我谈话不多。偶尔谈谈，时间也不长。那个时代封建习俗很重，反对男女接触，男女授受不亲。我们组织也有规定，相约从事学生运动期间彼此不谈恋爱，不结婚。当时组织成员二十几个人都这样约束自己。“那时，恩来同志宣传独身主义，还发表过论文。这篇文章现在找不到了。当时我想，我们都来帮助他实现他的独身主义。那时我自己也未确立结婚观。十几岁时受封建社会的压抑，对封建社会男尊女卑、限制妇女那套清规戒律十分反感。看到坐花轿的妇女，我就想，这个女子这下子算完了，所以我也未想结婚。后来又觉得一个人生活总不是个办法，想来想去还是应该结婚才对。不过对终身大事一定要慎重，不能草率行事，同时组织上有规定。那时我并未恋爱。到了1920年，有点唯物主义的思想了，看大家都结婚，觉得自己也应该结婚。找个什么样的对象？对理想对象的形象，心里应该有个描画，具体的就省略不说了，在恩来同志身上，有几点是合乎条件的，但还没有产生要相爱的想法。”
关于和周恩来结婚的问题，邓颖超曾于1988年4月撰写了《西花厅忆旧》，谈到此事。邓颖超说：“我们是经过三年时间，有选择地确定了我们的相爱关系。又经历了三年的考验，一直等到党中央调你（周恩来）回国，才在我们两地党组织的同意下，我从天津到广州，于1925年8月结婚了。当时，我们要求民主，要求革新，要求革命，对旧社会一切的封建束缚，一切旧风俗，都要彻底消除。我们那时没有可以登记的地方，也不需要什么证婚人、介绍人，更没有讲排场、讲阔气，我们就很简单地，没有举行什么仪式，住在一起。我们的爱情生活不是简单的，不是为爱情而爱情，我们的爱情是深长的，是永恒的。”邓颖超的这些话，就是她与周恩来一生至爱的总结。
■链接
邓颖超与周恩来的爱情片段
“望你珍摄，吻你万千。”(周恩来致邓颖超，1942.7.3)
“情长纸短，还吻你万千！”(邓颖超致周恩来，1942.7.7)欧洲四年，周恩来给邓颖超写了250多封信。邓颖超说：“我们之间的书信，可以说是情书，也可以说不是情书，我们信里谈的是革命，是相互的共勉。我们的爱情和革命交织在一起。”1923年春天，邓颖超突然收到周恩来从法国寄来的一张明信片，上面印有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画像，周恩来写着：“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一样，一同上断头台。”
邓颖超说，新中国成立十多年后，他们谈起彼此相识的往事，“恩来同志说起当年在天津开大会彼此相识的往事，说那时我是第一个登台发言的，两个炯炯有神的大眼睛，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据《党史博览》《广州日报》
邓颖超早年是如何与周恩来相识、相知、相爱的？
1987年9月30日，邓颖超在中南海西花厅宴请来访的日本客人竹入义胜等人。席间，邓颖超回忆说：“1919年我在天津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恩来同志在日本留学。《雨中岚山》那首诗就是恩来同志那个时候作的。五四运动后，五六月间恩来回国。当时女同学中间都说有一位青年叫周恩来，大家都很喜欢他。有一天召开群众大会，抗议山东军阀杀害一名爱国志士。大会主席台上坐着一位戴鸭舌帽的青年，穿一身绿不绿黄不黄的衣服和一双白色皮鞋。有人告诉我，这个人就是周恩来。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我心想周恩来原来就是这样，觉得这个人不错。恩来同志也知道我，但彼此都没有进一步接触。“后来天津成立了觉悟社，恩来和我都是这个组织里的成员。恩来是学生会机关的负责人，我搞学生运动，彼此开始有接触。那时，我看恩来同别人谈话，谈的时间很长。我是一个少女，他找我谈话不多。偶尔谈谈，时间也不长。那个时代封建习俗很重，反对男女接触，男女授受不亲。我们组织也有规定，相约从事学生运动期间彼此不谈恋爱，不结婚。当时组织成员二十几个人都这样约束自己。“那时，恩来同志宣传独身主义，还发表过论文。这篇文章现在找不到了。当时我想，我们都来帮助他实现他的独身主义。那时我自己也未确立结婚观。十几岁时受封建社会的压抑，对封建社会男尊女卑、限制妇女那套清规戒律十分反感。看到坐花轿的妇女，我就想，这个女子这下子算完了，所以我也未想结婚。后来又觉得一个人生活总不是个办法，想来想去还是应该结婚才对。不过对终身大事一定要慎重，不能草率行事，同时组织上有规定。那时我并未恋爱。到了1920年，有点唯物主义的思想了，看大家都结婚，觉得自己也应该结婚。找个什么样的对象？对理想对象的形象，心里应该有个描画，具体的就省略不说了，在恩来同志身上，有几点是合乎条件的，但还没有产生要相爱的想法。”
关于和周恩来结婚的问题，邓颖超曾于1988年4月撰写了《西花厅忆旧》，谈到此事。邓颖超说：“我们是经过三年时间，有选择地确定了我们的相爱关系。又经历了三年的考验，一直等到党中央调你（周恩来）回国，才在我们两地党组织的同意下，我从天津到广州，于1925年8月结婚了。当时，我们要求民主，要求革新，要求革命，对旧社会一切的封建束缚，一切旧风俗，都要彻底消除。我们那时没有可以登记的地方，也不需要什么证婚人、介绍人，更没有讲排场、讲阔气，我们就很简单地，没有举行什么仪式，住在一起。我们的爱情生活不是简单的，不是为爱情而爱情，我们的爱情是深长的，是永恒的。”邓颖超的这些话，就是她与周恩来一生至爱的总结。
■链接
邓颖超与周恩来的爱情片段
“望你珍摄，吻你万千。”(周恩来致邓颖超，1942.7.3)
“情长纸短，还吻你万千！”(邓颖超致周恩来，1942.7.7)欧洲四年，周恩来给邓颖超写了250多封信。邓颖超说：“我们之间的书信，可以说是情书，也可以说不是情书，我们信里谈的是革命，是相互的共勉。我们的爱情和革命交织在一起。”1923年春天，邓颖超突然收到周恩来从法国寄来的一张明信片，上面印有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画像，周恩来写着：“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一样，一同上断头台。”
邓颖超说，新中国成立十多年后，他们谈起彼此相识的往事，“恩来同志说起当年在天津开大会彼此相识的往事，说那时我是第一个登台发言的，两个炯炯有神的大眼睛，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据《党史博览》《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