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9年04月22日]
-- 生活晨报 --
版次:[A10]
古人对书的爱与恨
书籍，是文明的重要载体；读书，是传承的重要方式。从古至今，读书一直是一个被赋予崇高意义的行为，很多文人墨客刻苦读书的故事成为佳话，流传至今。在我国历史上，有爱书的故事，也有一些毁书的行为。爱书行为的励志、美好，毁书行为的可憎、惋惜，这些故事读来，让我们对书产生更多的珍惜。
爱
古代，书是文人墨客的宠物，爱书如命的人不胜枚举，有人往往为了一本书，不惜一切代价，甚至是以生命孜孜以求。
重金求书
明代有位藏书家毛晋，平生嗜好藏书，为了得到宋版古书，在家门口张贴榜文曰：“有以宋椠本至者，门内主人计叶酬钱，每叶出二百；有以旧抄本至者，每叶出四十；有以时下善本至者，别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百。”告示一贴出，毛家门庭若市，来卖书的人络绎不绝，当时城中谚语曰：“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卖书于毛氏。”
清代钱塘人郁礼，家中世代为官，藏书甚丰，但他仍不断寻求其他未备之书。一次，他闻听离他家一里外的樊家主人谢世，家人出卖《辽史拾遗》手稿，郁礼以40两黄金购下。令人遗憾的是，其中少了50页纸，郁礼整日求之不得，辗转反侧，夜不能寐。
一天，鲍渌饮（知不足斋主人）在街上看到一僧人背着一个大废纸篓，从中取一张观之，是樊家所弃辽史拾遗，于是将废纸全部买下，回到家中一一整平拼接，正是郁礼所缺的那50页纸。鲍渌饮平时喜欢与其他藏书家互借图书抄录，与郁交往甚密。因此，郁礼很快补到了自己所缺的书页，了却了一桩心病。
以婢换书
明代嘉靖年间藏书家朱大韶平时喜爱收藏稀世古本，尤其是宋版图书，更是不惜一切代价去求取。
据传，有一次朱大韶得知吴门故家藏有一部宋版袁宏后汉记，书中有陆游、刘须溪、谢叠山等名家手笔批注。朱大韶非常想得到这部稀世珍本，于是上门愿以万金美玉交换，屡遭拒绝。
朱大韶并未灰心，又去索要，主人见他多次上门，得知其有一美婢，很是宠爱，认为朱大韶不会以她来换书，便开玩笑地说：“先生若以府上美婢交换此书尚可，除此以外，纵然金山银山堆在我门前也不能换走此书。”
谁知，朱大韶一听大喜，马上就同意了。朱大韶的美婢临行前悲伤异常，在壁上留诗一首：“无端割爱出深闺，犹胜前人换马时。他日相逢莫惆怅，春风吹尽道旁枝。”朱大韶见了此诗，不禁黯然神伤。
护书到极致
古代文人不仅热衷藏书，平时对自己的图书十分珍惜。宋代政治家、文学家司马光可谓惜书“典范”。
据记载，司马光读书堂藏有文史书籍万余卷，司马光常常整日整夜地翻阅浏览，数十年从不中断，但书籍却完好如新，好像从未被翻动过一样。
他曾多次教导他的儿子公休，有学问的人收藏图书，应当懂得爱惜图书。他要求儿子在天气晴朗之日读书时，必须将书置于避开日光照射的地方观看，看书前必须先将书案清理干净，以茵褥衬垫在书下，然后才能翻阅；如果旅行途中需要看书，必须以方板托衬，不能持书阅览，更不可用汗渍的手去触及图书，以免污损图书；看完一页，要轻轻用右手拇指与食指面沿书边轻轻挟过，决不可以手指撮起，以免揉皱纸张；并告诫公休说：“今浮图老氏犹知尊敬其书，以吾儒反不乎？汝当志之！”
以藏书多而自豪
古代文人常以自己拥有丰富的藏书而引以为豪。据《渭南文集》载，宋代诗人陆游晚年多病，仍不间断读书，以致家中书案上、地上、甚至床上都处是书，仿佛生活在书的海洋之中。陆游曾对人说：“吾俯仰四顾无非书者，吾饮食起居，疾病呻吟，悲忧愤叹，未尝不与书人俱，宾客不至，妻子不觌，而风雨雷电之变有不知也。”因此他将自己的书屋称之为“书巢”。
明末清初，江左三大诗人之一钱谦益，家中有书七十三大书椟。为此，他非常自得地对人说：“我晚而贫，书则可云富矣！”他不视金银财宝为财富，而以自己丰富的藏书为珍宝，被人们传为佳话。
恨
书籍，可以说是历史故事中最脆弱的事物之一，隋秘书监牛弘总结了“前五厄”（“书厄”），明胡应麟总结了“后五厄”，从原因看，古代“书厄”可分三种。
朝廷禁绝控制图书
秦始皇坐拥天下，丞相李斯有鉴于史，主动向皇帝建言“焚书”。而后推行的“焚书坑儒”遗臭万年。实际上，秦始皇焚书代表着古代毁书的第一个重要类型：朝廷禁绝、控制图书。秦始皇之后，有形形色色的效仿者，只不过不再是简单粗暴的“焚书”，而是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却以不同的手段“焚书”。
唐初，由魏征领衔官吏修订《隋书·经籍志》，以《隋大业正御书目》为底本重新分类收录各类典籍。但在重新整理的过程中，不少书籍被当时的统治者定为“文艺浅俗、无益教理”“浮杂鄙俚”之作，最终都被“删去之”或是销毁。
朝廷主动毁书的做法传延至清代，乾隆皇帝雄心勃勃下令编纂《四库全书》，囊天下典籍，随后的《四库全书》虽然征集规模和收录范围都超越前代。
然而，就在纂修《四库全书》的同时，全国禁毁书籍亦达3100多种，15万部以上。自宋代以来，各类蕴含民族思想与反清书籍一概查禁，除普通书籍外，野史稗乘、文集笔记、奏疏杂纂、石刻碑铭、剧本曲本，凡能见文字之处，都无一幸免，被重新审查。若说秦始皇焚书是一把明火，以《永乐大典》《四库全书》为代表的朝廷“稽古右文”之事毫无疑问是毁书的暗箭。
因兵燹战乱而毁
汉武帝鉴于前朝教训，广纳天下图书，西汉百年之后藏书一万三千余卷。随后王莽篡汉，建立新朝，暴烈无效的改革促发大量农民起义，战事不断，崛起的刘秀与之相争。而后刘秀平定叛军四处征战，与赤眉军于长安争斗不已，正在其时，长安的宫室被焚，“礼、乐分崩，典文残落。”
公元555年，西魏围攻梁朝首都江陵之际，梁元帝萧绎令下属将宫中14万卷图书悉数焚毁。梁元帝本是爱书之人，但在国破之后，对书籍之爱最终转变为极端之恨，数百年藏书尽付一炬。
后世常将梁元帝之举比拟秦始皇焚书，方式上二者固然相同，但究其原因，梁元帝焚书代表着中国古代另一种毁书类型：因兵燹（xiǎn）战乱而毁，战争为中国古代“书厄”最重要的原因。
北宋之际，宋太祖征募书籍，还特设有崇文馆三阁，全力收集图书。然而北宋末年，金兵入侵，最终攻临开封，迫宋钦宗为人质，索取北宋全部藏书及印版。随后，宋朝援军抵达京师，金军北还，“秘阁图书，狼藉泥中……书史以来未有如此之甚。”国家藏书如此，民间亦无以避之，靖康之乱时，李清照也曾感叹过自己的私人藏书被毁：“青州故第尚锁书册什物用屋十余间，期明年春再具舟载之。十二月，金人陷青州，凡所谓十余屋者已皆为煨烬矣。”
天灾毁书
书卷挡不住火，也挡不住水。落水或毁于水中的故事代表着中国古代毁书的第三种类型：因虫鼠水火等天灾而毁。
北宋文字学家黄伯思曾在他的《东观余论》中记载一事：“《元和姓纂》富郑公家书。甲子岁，洛阳大水，公第书无虑万卷率漂流放失，市人得而鬻之，镇海节度使印章犹存。是书尚轶数卷，以郑公物藏之。”
除了被洪水淹没，古人行船运书，也常常船覆书倾。唐武德五年，李世民率军队灭王世充攻占洛阳后，高祖李渊命属下将东都洛阳收取的隋朝古籍今书悉数装船运往长安。由于过三门峡时翻了船，大多数图书落水漂没，留下的只有一二成，连目录都残缺不全。无独有偶，元本《颜氏家训》中有先生跋云：“过南阳湖舟覆，书数十簏俱沈湿。顾千里告予，何义门家藏书亦皆沈水，此有义门跋，盖两经水厄矣。”
因古人建筑中多用木质，时而因天气原因以致火起，北宋真宗朝，就曾因崇文三馆秘阁失火，三万余卷藏书焚毁。到了明英宗十四年，南京文渊阁天灾失火，藏书亦“悉为灰烬”。 据 《解放军报》《中国纪检监察报》、澎湃新闻
爱
古代，书是文人墨客的宠物，爱书如命的人不胜枚举，有人往往为了一本书，不惜一切代价，甚至是以生命孜孜以求。
重金求书
明代有位藏书家毛晋，平生嗜好藏书，为了得到宋版古书，在家门口张贴榜文曰：“有以宋椠本至者，门内主人计叶酬钱，每叶出二百；有以旧抄本至者，每叶出四十；有以时下善本至者，别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百。”告示一贴出，毛家门庭若市，来卖书的人络绎不绝，当时城中谚语曰：“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卖书于毛氏。”
清代钱塘人郁礼，家中世代为官，藏书甚丰，但他仍不断寻求其他未备之书。一次，他闻听离他家一里外的樊家主人谢世，家人出卖《辽史拾遗》手稿，郁礼以40两黄金购下。令人遗憾的是，其中少了50页纸，郁礼整日求之不得，辗转反侧，夜不能寐。
一天，鲍渌饮（知不足斋主人）在街上看到一僧人背着一个大废纸篓，从中取一张观之，是樊家所弃辽史拾遗，于是将废纸全部买下，回到家中一一整平拼接，正是郁礼所缺的那50页纸。鲍渌饮平时喜欢与其他藏书家互借图书抄录，与郁交往甚密。因此，郁礼很快补到了自己所缺的书页，了却了一桩心病。
以婢换书
明代嘉靖年间藏书家朱大韶平时喜爱收藏稀世古本，尤其是宋版图书，更是不惜一切代价去求取。
据传，有一次朱大韶得知吴门故家藏有一部宋版袁宏后汉记，书中有陆游、刘须溪、谢叠山等名家手笔批注。朱大韶非常想得到这部稀世珍本，于是上门愿以万金美玉交换，屡遭拒绝。
朱大韶并未灰心，又去索要，主人见他多次上门，得知其有一美婢，很是宠爱，认为朱大韶不会以她来换书，便开玩笑地说：“先生若以府上美婢交换此书尚可，除此以外，纵然金山银山堆在我门前也不能换走此书。”
谁知，朱大韶一听大喜，马上就同意了。朱大韶的美婢临行前悲伤异常，在壁上留诗一首：“无端割爱出深闺，犹胜前人换马时。他日相逢莫惆怅，春风吹尽道旁枝。”朱大韶见了此诗，不禁黯然神伤。
护书到极致
古代文人不仅热衷藏书，平时对自己的图书十分珍惜。宋代政治家、文学家司马光可谓惜书“典范”。
据记载，司马光读书堂藏有文史书籍万余卷，司马光常常整日整夜地翻阅浏览，数十年从不中断，但书籍却完好如新，好像从未被翻动过一样。
他曾多次教导他的儿子公休，有学问的人收藏图书，应当懂得爱惜图书。他要求儿子在天气晴朗之日读书时，必须将书置于避开日光照射的地方观看，看书前必须先将书案清理干净，以茵褥衬垫在书下，然后才能翻阅；如果旅行途中需要看书，必须以方板托衬，不能持书阅览，更不可用汗渍的手去触及图书，以免污损图书；看完一页，要轻轻用右手拇指与食指面沿书边轻轻挟过，决不可以手指撮起，以免揉皱纸张；并告诫公休说：“今浮图老氏犹知尊敬其书，以吾儒反不乎？汝当志之！”
以藏书多而自豪
古代文人常以自己拥有丰富的藏书而引以为豪。据《渭南文集》载，宋代诗人陆游晚年多病，仍不间断读书，以致家中书案上、地上、甚至床上都处是书，仿佛生活在书的海洋之中。陆游曾对人说：“吾俯仰四顾无非书者，吾饮食起居，疾病呻吟，悲忧愤叹，未尝不与书人俱，宾客不至，妻子不觌，而风雨雷电之变有不知也。”因此他将自己的书屋称之为“书巢”。
明末清初，江左三大诗人之一钱谦益，家中有书七十三大书椟。为此，他非常自得地对人说：“我晚而贫，书则可云富矣！”他不视金银财宝为财富，而以自己丰富的藏书为珍宝，被人们传为佳话。
恨
书籍，可以说是历史故事中最脆弱的事物之一，隋秘书监牛弘总结了“前五厄”（“书厄”），明胡应麟总结了“后五厄”，从原因看，古代“书厄”可分三种。
朝廷禁绝控制图书
秦始皇坐拥天下，丞相李斯有鉴于史，主动向皇帝建言“焚书”。而后推行的“焚书坑儒”遗臭万年。实际上，秦始皇焚书代表着古代毁书的第一个重要类型：朝廷禁绝、控制图书。秦始皇之后，有形形色色的效仿者，只不过不再是简单粗暴的“焚书”，而是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却以不同的手段“焚书”。
唐初，由魏征领衔官吏修订《隋书·经籍志》，以《隋大业正御书目》为底本重新分类收录各类典籍。但在重新整理的过程中，不少书籍被当时的统治者定为“文艺浅俗、无益教理”“浮杂鄙俚”之作，最终都被“删去之”或是销毁。
朝廷主动毁书的做法传延至清代，乾隆皇帝雄心勃勃下令编纂《四库全书》，囊天下典籍，随后的《四库全书》虽然征集规模和收录范围都超越前代。
然而，就在纂修《四库全书》的同时，全国禁毁书籍亦达3100多种，15万部以上。自宋代以来，各类蕴含民族思想与反清书籍一概查禁，除普通书籍外，野史稗乘、文集笔记、奏疏杂纂、石刻碑铭、剧本曲本，凡能见文字之处，都无一幸免，被重新审查。若说秦始皇焚书是一把明火，以《永乐大典》《四库全书》为代表的朝廷“稽古右文”之事毫无疑问是毁书的暗箭。
因兵燹战乱而毁
汉武帝鉴于前朝教训，广纳天下图书，西汉百年之后藏书一万三千余卷。随后王莽篡汉，建立新朝，暴烈无效的改革促发大量农民起义，战事不断，崛起的刘秀与之相争。而后刘秀平定叛军四处征战，与赤眉军于长安争斗不已，正在其时，长安的宫室被焚，“礼、乐分崩，典文残落。”
公元555年，西魏围攻梁朝首都江陵之际，梁元帝萧绎令下属将宫中14万卷图书悉数焚毁。梁元帝本是爱书之人，但在国破之后，对书籍之爱最终转变为极端之恨，数百年藏书尽付一炬。
后世常将梁元帝之举比拟秦始皇焚书，方式上二者固然相同，但究其原因，梁元帝焚书代表着中国古代另一种毁书类型：因兵燹（xiǎn）战乱而毁，战争为中国古代“书厄”最重要的原因。
北宋之际，宋太祖征募书籍，还特设有崇文馆三阁，全力收集图书。然而北宋末年，金兵入侵，最终攻临开封，迫宋钦宗为人质，索取北宋全部藏书及印版。随后，宋朝援军抵达京师，金军北还，“秘阁图书，狼藉泥中……书史以来未有如此之甚。”国家藏书如此，民间亦无以避之，靖康之乱时，李清照也曾感叹过自己的私人藏书被毁：“青州故第尚锁书册什物用屋十余间，期明年春再具舟载之。十二月，金人陷青州，凡所谓十余屋者已皆为煨烬矣。”
天灾毁书
书卷挡不住火，也挡不住水。落水或毁于水中的故事代表着中国古代毁书的第三种类型：因虫鼠水火等天灾而毁。
北宋文字学家黄伯思曾在他的《东观余论》中记载一事：“《元和姓纂》富郑公家书。甲子岁，洛阳大水，公第书无虑万卷率漂流放失，市人得而鬻之，镇海节度使印章犹存。是书尚轶数卷，以郑公物藏之。”
除了被洪水淹没，古人行船运书，也常常船覆书倾。唐武德五年，李世民率军队灭王世充攻占洛阳后，高祖李渊命属下将东都洛阳收取的隋朝古籍今书悉数装船运往长安。由于过三门峡时翻了船，大多数图书落水漂没，留下的只有一二成，连目录都残缺不全。无独有偶，元本《颜氏家训》中有先生跋云：“过南阳湖舟覆，书数十簏俱沈湿。顾千里告予，何义门家藏书亦皆沈水，此有义门跋，盖两经水厄矣。”
因古人建筑中多用木质，时而因天气原因以致火起，北宋真宗朝，就曾因崇文三馆秘阁失火，三万余卷藏书焚毁。到了明英宗十四年，南京文渊阁天灾失火，藏书亦“悉为灰烬”。 据 《解放军报》《中国纪检监察报》、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