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8年12月05日]
-- 生活晨报 --
版次:[A7]
为了读书我假装生气没收学生“闲书”
讲述者：贾建国
出生年月：1957年11月
所在地：临汾市洪洞县
时代的变化在读书上。
改革开放40年，读书的变化其实不仅在书本内容，还有读书方式。从“听书”，到舍不得买而互相借书，再到图书室内琳琅满目的图书，贾建国各个阶段都在为读书绞尽脑汁。
因为爱听故事迷上看书
20世纪60年代，我在村里读小学。当时我们村有个白胡子爷爷，早年曾考中过秀才，颇有学问。每天下午，白胡子爷爷就搬个凳子坐在自家院门前，给一群孩子讲故事。我是每天必到的，而且是听得最认真的那一个。
有一天，白胡子爷爷讲武松打虎的故事，可刚讲完武松连喝十八碗酒上了景阳冈，还没碰见老虎，白胡子爷爷的老伴儿就喊吃饭了。白胡子爷爷搬起凳子说：“明天接着讲。”然后就回去了。
我当时正听得起劲，哪里肯放他走，追到屋子里让他继续讲。他笑呵呵地看了我一会儿，问我：“识字吗？”我点点头。他走进屋子里拿出一本书说：“这本书叫《水浒传》，刚才讲的就是这里面的故事，你拿回去自己看，有不懂的就来问我。”我高兴地伸手去接，白胡子爷爷却在我手上打了一巴掌：“满手是黑，脏死了，先去洗手。”
当晚，我就开始在煤油灯下如饥似渴地看《水浒传》，第二天白胡子爷爷讲故事时我没有去，仍然在家里看书。三天后，我看完《水浒传》去还书，正碰见白胡子爷爷讲《武松醉打蒋门神》的故事，还是和上次一样，讲到一半时又回去吃饭了。见大伙满脸失望，我说：“我来接着讲吧，后面的故事我知道。”说完，我就搬了块石头坐下接着讲，大伙听得如痴如醉。
白胡子爷爷看见我，端着饭碗出来了，边吃边听我讲，边点头。故事讲完，白胡子爷爷也吃完饭了，他说：“记性不错，讲得都对。书看完了吗？”我说：“看完了，今天就是来还书的。”
白胡子爷爷拿着《水浒传》进屋，出来时手上多了本《三国演义》，他说：“这本书你拿回去看，可能不容易看懂，但是先把情节记住，长大了就懂了。”我伸手去接，白胡子爷爷却把书藏在了身后：“先去洗手。”
从那以后，我隔三岔五就去白胡子爷爷家借书，还和他探讨书里的内容，有不认识的字也向他请教。他很大方，几乎把所有的藏书都借给我看了，他只有一个要求——看书前洗手，这代表对学问的尊重，也不会把书弄脏。那段时间，我的知识成倍增长，我也因此迷上了看书。
没书看只好没收学生的书
1977年，我在镇上的中学当了物理老师，还担任了一个班的班主任。那时“文革”刚结束不久，学校图书馆由于长时间没人看管，丢了一大批藏书，几乎名存实亡。这对爱看书的我来说简直是一种折磨。
当时镇上没有书店，我每周进一次城，在新华书店泡一天，人家下班时才依依不舍地离开。有好几本书我很喜欢，却因囊中羞涩舍不得买，只好记住页码，下次接着读。我读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时，跑了两趟才读了一半，第三次去时，被告知这本书已经卖完了。
第二天上课时，我看到有个学生一直低着头，抬都不抬一下。经验告诉我，他肯定是在开小差。走到他身边，发现他用课本包着一本课外书在看，因为看得入迷，我走过来他都没有察觉。
我拿起书一看，正是我梦寐以求的《静静的顿河》，我激动万分，差点说：“借老师看看吧。”转念一想，这小子是在上课时看课外书，于是说了句：“没收。”回到讲台上，我突然想到一个“坏招”，假装生气，开始训话：“父母送你们来是让你们看闲书的吗？现在谁还有课外书，都主动交上来。”
迫于我的压力，很多学生乖乖地交出了自己的藏书，书有很多，几乎摆满了讲台。我虽然“铁”着脸，心里早就乐开了花。下课后，我抱着书飞奔回宿舍，埋头就读。每看完一本，我就把书的主人叫来谈话，告诉他课外读物可以读，但要合理分配时间，不要在课堂上读，然后把书还给学生。
慢慢地，学生们都知道有个年轻的老师喜欢以没收的名义找学生“借”书看。因为经常“借”书，我成了和学生们交流最多的老师，不管教没教过的，走到哪儿都有学生和我打招呼。后来和学生们熟了，有的学生还主动来找我换书看，课余时间也和我探讨文学。
我的学生缘越来越好，语文老师吃醋了。一次，我们班语文老师讲完课说：“你们要记住，我才是语文老师，探讨文学可以来找我，怎么老找你们物理老师？再这样下去，物理谁教？”我正好从门口路过，便来了句：“物理你来教啊。”引来哄堂大笑。
建立校图书室让学生们有书看
这些年来，国家对教育越来越重视，不仅给老师加了工资，还重修了教学楼和校舍。2000年，学校新教学楼竣工时，我作为教职工代表谈了感想。
值得一提的是，时任校长是我的学生，当年我还找他“借”过书。散会后，我找他说了自己的想法：教学楼有了，硬件上来了，能不能拨款购买一批图书，建立校图书室。
校长当即同意了，委托我全权负责。我马上动手，腾出一间教室，打扫得干干净净，又找木匠做好书架，去县城、市里联系了书店，挑选了一批适合中学生读的图书。
书送到学校的那天，我正哼着小曲儿往书架上摆，几个学生探头探脑地在门口看，我便喊他们来帮忙。学生们三下五除二帮我摆好了书，问：“老师，这些书我们能看吗？”我说：“当然能，这就是给全校师生买的。”
从那以后，我便兼任了图书管理员。每天晚自习前，我就守在校图书馆门口，一边看书，一边监督学生们借书。我定了两条规矩：进图书馆前必须完成作业，还要洗手。
退休后，我准备搬到城里居住。搬家时整理出五大箱子书，几个帮忙的小伙子苦不堪言——东西不多，分量不轻。我笑呵呵地说：“秀才搬家，尽是书。其他的都能丢，书不能丢。”女儿还笑话我“穷酸”。
之后，我独自去待了大半辈子的学校转了转。走到图书馆时，看到几个学生抱着书在门口站着。见我来了，他们惊喜不已：“老师，您可来了，这几天您也不来，图书室都好几天没开门了。”
我恍然大悟，这几天忙着办退休手续和搬家的事儿，忘了把校图书室的钥匙留下了，我赶紧从口袋拿出钥匙，递给了学生。看着他们在那儿津津有味地挑选着自己喜欢的图书，我很欣慰，有书看真好。 晨报记者贾振铎文/摄
出生年月：1957年11月
所在地：临汾市洪洞县
时代的变化在读书上。
改革开放40年，读书的变化其实不仅在书本内容，还有读书方式。从“听书”，到舍不得买而互相借书，再到图书室内琳琅满目的图书，贾建国各个阶段都在为读书绞尽脑汁。
因为爱听故事迷上看书
20世纪60年代，我在村里读小学。当时我们村有个白胡子爷爷，早年曾考中过秀才，颇有学问。每天下午，白胡子爷爷就搬个凳子坐在自家院门前，给一群孩子讲故事。我是每天必到的，而且是听得最认真的那一个。
有一天，白胡子爷爷讲武松打虎的故事，可刚讲完武松连喝十八碗酒上了景阳冈，还没碰见老虎，白胡子爷爷的老伴儿就喊吃饭了。白胡子爷爷搬起凳子说：“明天接着讲。”然后就回去了。
我当时正听得起劲，哪里肯放他走，追到屋子里让他继续讲。他笑呵呵地看了我一会儿，问我：“识字吗？”我点点头。他走进屋子里拿出一本书说：“这本书叫《水浒传》，刚才讲的就是这里面的故事，你拿回去自己看，有不懂的就来问我。”我高兴地伸手去接，白胡子爷爷却在我手上打了一巴掌：“满手是黑，脏死了，先去洗手。”
当晚，我就开始在煤油灯下如饥似渴地看《水浒传》，第二天白胡子爷爷讲故事时我没有去，仍然在家里看书。三天后，我看完《水浒传》去还书，正碰见白胡子爷爷讲《武松醉打蒋门神》的故事，还是和上次一样，讲到一半时又回去吃饭了。见大伙满脸失望，我说：“我来接着讲吧，后面的故事我知道。”说完，我就搬了块石头坐下接着讲，大伙听得如痴如醉。
白胡子爷爷看见我，端着饭碗出来了，边吃边听我讲，边点头。故事讲完，白胡子爷爷也吃完饭了，他说：“记性不错，讲得都对。书看完了吗？”我说：“看完了，今天就是来还书的。”
白胡子爷爷拿着《水浒传》进屋，出来时手上多了本《三国演义》，他说：“这本书你拿回去看，可能不容易看懂，但是先把情节记住，长大了就懂了。”我伸手去接，白胡子爷爷却把书藏在了身后：“先去洗手。”
从那以后，我隔三岔五就去白胡子爷爷家借书，还和他探讨书里的内容，有不认识的字也向他请教。他很大方，几乎把所有的藏书都借给我看了，他只有一个要求——看书前洗手，这代表对学问的尊重，也不会把书弄脏。那段时间，我的知识成倍增长，我也因此迷上了看书。
没书看只好没收学生的书
1977年，我在镇上的中学当了物理老师，还担任了一个班的班主任。那时“文革”刚结束不久，学校图书馆由于长时间没人看管，丢了一大批藏书，几乎名存实亡。这对爱看书的我来说简直是一种折磨。
当时镇上没有书店，我每周进一次城，在新华书店泡一天，人家下班时才依依不舍地离开。有好几本书我很喜欢，却因囊中羞涩舍不得买，只好记住页码，下次接着读。我读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时，跑了两趟才读了一半，第三次去时，被告知这本书已经卖完了。
第二天上课时，我看到有个学生一直低着头，抬都不抬一下。经验告诉我，他肯定是在开小差。走到他身边，发现他用课本包着一本课外书在看，因为看得入迷，我走过来他都没有察觉。
我拿起书一看，正是我梦寐以求的《静静的顿河》，我激动万分，差点说：“借老师看看吧。”转念一想，这小子是在上课时看课外书，于是说了句：“没收。”回到讲台上，我突然想到一个“坏招”，假装生气，开始训话：“父母送你们来是让你们看闲书的吗？现在谁还有课外书，都主动交上来。”
迫于我的压力，很多学生乖乖地交出了自己的藏书，书有很多，几乎摆满了讲台。我虽然“铁”着脸，心里早就乐开了花。下课后，我抱着书飞奔回宿舍，埋头就读。每看完一本，我就把书的主人叫来谈话，告诉他课外读物可以读，但要合理分配时间，不要在课堂上读，然后把书还给学生。
慢慢地，学生们都知道有个年轻的老师喜欢以没收的名义找学生“借”书看。因为经常“借”书，我成了和学生们交流最多的老师，不管教没教过的，走到哪儿都有学生和我打招呼。后来和学生们熟了，有的学生还主动来找我换书看，课余时间也和我探讨文学。
我的学生缘越来越好，语文老师吃醋了。一次，我们班语文老师讲完课说：“你们要记住，我才是语文老师，探讨文学可以来找我，怎么老找你们物理老师？再这样下去，物理谁教？”我正好从门口路过，便来了句：“物理你来教啊。”引来哄堂大笑。
建立校图书室让学生们有书看
这些年来，国家对教育越来越重视，不仅给老师加了工资，还重修了教学楼和校舍。2000年，学校新教学楼竣工时，我作为教职工代表谈了感想。
值得一提的是，时任校长是我的学生，当年我还找他“借”过书。散会后，我找他说了自己的想法：教学楼有了，硬件上来了，能不能拨款购买一批图书，建立校图书室。
校长当即同意了，委托我全权负责。我马上动手，腾出一间教室，打扫得干干净净，又找木匠做好书架，去县城、市里联系了书店，挑选了一批适合中学生读的图书。
书送到学校的那天，我正哼着小曲儿往书架上摆，几个学生探头探脑地在门口看，我便喊他们来帮忙。学生们三下五除二帮我摆好了书，问：“老师，这些书我们能看吗？”我说：“当然能，这就是给全校师生买的。”
从那以后，我便兼任了图书管理员。每天晚自习前，我就守在校图书馆门口，一边看书，一边监督学生们借书。我定了两条规矩：进图书馆前必须完成作业，还要洗手。
退休后，我准备搬到城里居住。搬家时整理出五大箱子书，几个帮忙的小伙子苦不堪言——东西不多，分量不轻。我笑呵呵地说：“秀才搬家，尽是书。其他的都能丢，书不能丢。”女儿还笑话我“穷酸”。
之后，我独自去待了大半辈子的学校转了转。走到图书馆时，看到几个学生抱着书在门口站着。见我来了，他们惊喜不已：“老师，您可来了，这几天您也不来，图书室都好几天没开门了。”
我恍然大悟，这几天忙着办退休手续和搬家的事儿，忘了把校图书室的钥匙留下了，我赶紧从口袋拿出钥匙，递给了学生。看着他们在那儿津津有味地挑选着自己喜欢的图书，我很欣慰，有书看真好。 晨报记者贾振铎文/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