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吃”的回忆

　　1968年12月，我与北京三十九中的同学一起来到山西省永济县（现永济市）张营公社插队。我们这批知青都是老三届毕业生，年龄在20岁上下，绝大多数没有在农村生活的经历。
　　　　到农村生活不久，饮食方面的不适应就凸显出来。晋南人一日三餐均以面食为主，早上空着肚子下地干活，9时吃早餐，14-15时吃午饭，直到快天黑干完活回来再吃晚饭。晚饭仅有稀面汤（面糊糊），叫“喝汤”，倒也名副其实。因此每天早晚，我们的肚里都“闹饥荒”——早上不吃东西就下地干活饿得慌，晚上光喝稀的不顶饱，解决办法只有早点上炕睡觉。
　　　　刚下乡时，知青的粮食由上级配给，基本是麦子，一年300多斤，是够吃的。到第二年，粮食便由本村解决，高粱、玉米便多了起来。由于经常吃红面（高粱面），又没有多少蔬菜，很多人排便困难。这种饮食习惯大多数知青不适应，但又无法解决。
　　　　麦收季节可是农民一年中最紧张、出力最多的时候。我们5时下地割麦子，晚上在麦场常常干到23时多，每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
　　　　农忙时节，耗时间，费体力，我们的饭量也剧增。两个半斤重的馒头就着咸菜，再加两大碗稀饭，一顿饭吃一斤二两跟玩儿似的，一天下来能吃三斤六两。整个麦收期间，我基本天天如此，现在想起来都有些难以置信。
　　　　当时，晋南地区缺水，种不了蔬菜，我们平时很难吃到蔬菜，只有在夏季时才能到县城买些时令菜。平日里吃饭全靠“三要素”，即咸盐、辣子、醋。此地多南瓜，我们便变着法儿吃，蒸的、煮的、炒的，几乎天天吃，许多人吃得皮肤发黄……
　　　　有一年夏天，我去县城买菜，正好赶上下大雨。路面泥泞，十分难走，我扛着几十斤菜，推着自行车走了四十多里地，回村后又累又饿，快虚脱了。食堂为我下了面条，做成酱油加油泼辣子拌面，我居然一口气吃了一斤半。这要在现在，够吃好几顿的。
　　　　那会儿，我们也会偶尔打个“牙祭”，天上飞的大雁、地里抓的草蛇、春天里的“禾鼠”（即田鼠）都逃不过我们的“牙口”。
　　　　时隔一年回北京探亲，老妈做了米饭和炒菜，虽是家常饭菜，我却觉得似美味佳肴，没几分钟便将饭菜一扫而光。
　　　　如今，一晃快50年过去了，我们这批知青也正步入古稀之年，每每回想起当年的知青岁月便唏嘘不已。但我们也格外感谢这样的经历，因为正是有了这样的经历，我们才会更加懂得珍惜。 王非可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推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