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8年05月24日]
-- 生活晨报 --
版次:[A14]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者讲述刊发幕后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该文原稿由时任南京大学政治系教师胡福明撰写，后经数度修改，最终以《光明日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
作为当时中国最重要的政治宣言，文章发表后，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这场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成为党和国家实现历史性伟大转折的思想先导，影响和推动了中国改革的整个进程。
“只是顺应了时代要求”
1977年，正是转折年代的前夜。胡福明这时还只是南京大学政治系的一名普通教师。那年夏天，妻子住院，他在病房走廊的灯光下准备写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头版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成为党和国家实现历史性伟大转折的思想先导。
40年，弹指一瞬。
2018年4月29日，在南京寓所里的书桌前，一头银发的胡福明回忆道：“没想文章发表后会有这么大反响，真是万万没有想到。”“文章的理论观点并不是我的首创，我只是在一个特殊的‘时间点’把它写了出来。”胡福明说，文章产生的能量，并非是他的功劳，只是顺应了时代要求。“时代是思想之母，这是时代的产物，它是为历史转折服务的，我写了这篇文章，来推动这个历史的大转折，只能说摇旗呐喊，这个作用我起到了。”
起笔于医院走廊
胡福明好抽烟，今年已经83岁的他，每天抽两包香烟。他说，知道抽烟不健康，但“相比怕死，我更怕不能思考。”
勤于思考的胡福明，兼具牢固的记忆力。就像他自己说的，这几十年的事情和细节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了一篇社论《学好文件抓好纲》，提出了“两个凡是”。在胡福明看来，这种说法简直“不可思议”。
“如果承认了它，那就意味着中国寸步难行，我开始认识到，阻挠国家发展的根本问题就在这里。”胡福明说，“我想了很久，决定批判它，古话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只有笔和嘴巴两件武器，所以我决定拿起笔来。但我没跟同志们商量，决定一个人写，文责自负。”
1977年7月初，胡福明便把文章的主题、结构确定下来。但此时，妻子张丽华在体检中查出肿瘤，住进江苏省人民医院，准备做手术。为了照顾妻子，他只得上午到学校讲课，下午到医院进行陪护，晚上则在医院走廊过夜。“于是，我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和《毛泽东选集》陆续拿到医院。”溽暑时节，胡福明借着走廊上的灯光，蹲在地上，趴着凳子，把里面一条条关于实践的理论论述找了出来。“前后找了近20条，我仔细阅读、排列后，开始列提纲，写了2000多字。过了一周，妻子出院，我继续在家写，前后修改了3次。”1977年8月下旬，文章写好了，胡福明拟的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有8000字。
“要用，请你做些修改”
1977年9月初，胡福明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寄给《光明日报》哲学组记者王强华。
他们两人是在4个月前江苏省委党校开的一个理论讨论会上认识的。当时胡福明在会上发言，指出“唯生产力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并批判了“唯生产力论”就是反对历史唯物论的论调。王强华赞同胡福明的观点，并跟他约稿，但没有出题目。
因此在写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后，胡福明就想到了王强华。文章寄出去后，直到4个月后的1978年1月，胡福明才收到回函。里面有这篇文章的两份大样，大样注明“一九七八年一月十四日”。还有王强华的一封亲笔信，胡福明记得他在信上说，他最近出去了，不在北京，回来后才看到稿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要说什么，我们知道，你这个稿子要用，请你做些修改，不要使人产生马列主义过时论的感觉”。“这是要求理论上更完整、严谨，不要让人抓住把柄。”胡福明说，稿子来回修改了多次。后来王强华来信对文章的修改又提出了新的要求：更贴近现实，更有战斗力。
当时没有传真机，文章大样的来往都是靠邮局，一篇即将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文字就这样在进出光明日报社和南京大学的邮递员间传递着……
署名“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
1978年4月上旬，经过近3个月修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原定在《光明日报》哲学专刊第77期上发表。但新任总编辑杨西光看完这篇文章后，觉得放在哲学副刊发表可惜了，作为重要文章，要放在头版发表，影响更大。
恰此时，胡福明要到北京参会。4月13日晚上，胡福明到北京的第二天，杨西光便把他请到光明日报社，在座的有王强华、《光明日报》理论部主任马沛文和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
杨西光请他们来的目的就是讨论胡福明的这篇文章。“大家讨论了很多，杨西光最后讲了修改意见，我归纳起来是两点。”胡福明说，“第一点，要增强针对性、现实性，提高战斗力；第二点，要仔细推敲，防止授人以柄。”
在北京参会时，光明日报社的一位司机白天把胡福明修改的大样拿走，晚上，司机把重新排版后的大样拿回来，胡福明再接着修改。北京会后，胡福明搬到光明日报社的招待所，继续修改。“杨西光很重视这篇文章，把它作为改变当时《光明日报》面貌的开始。”胡福明说。“五一”节将近，胡福明临返南京前，杨西光对他说：“这篇文章还要请中央党校的同志帮助修改，最后要请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审定。”
而后，文章又经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吴江等人的斟酌修改，最终于4月27日定稿。
为了扩大影响，这篇文章先在中央党校5月10日出版的《理论动态》上刊出，篇末注明“《光明日报》社供稿，作者胡福明同志，本刊做了些修改。”
5月11日，文章在《光明日报》头版刊发。在此之前，杨西光曾同胡福明商量：“文章公开发表时，不署你的名字，用‘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我们没有约你写这篇文章，是你自己投稿的。我现在就聘请你为《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你就是《光明日报》的特约评论员，你看怎么样？”胡福明当即答道：“很好，只要文章发表了，能起更大的作用，目的就达到了。”
文章刊发后，新华社当天全文转发，5月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转载，紧接着一场全国性的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拉开了序幕。
“至此，我发现这篇文章，已由我的个人行为，发展为全国主要新闻单位的联合行动了，是要向‘两个凡是’发起全面进攻了。”胡福明说。
“这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相比胡福明的原标题，《光明日报》刊发时加了“唯一”两个字。“标题上加‘唯一’二字，是杨西光、马沛文、王强华三人改稿时所加的。”胡福明说，原稿中的“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已包含“唯一”的内容，题目加上“唯一”两个字，更有分量，读起来更有气势。
认真读罢见报稿，胡福明说他的结论有两点：一、文章的基本论点没有变，仍然是“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以实践标准批判“两个凡是”；二、光明日报社的杨西光、马沛文、王强华等和中央党校的孙长江老师等对文章修改得好，都提高了文章的水平，增强了战斗力。
胡福明强调，这篇文章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可以说是这篇文章的主要作者。”胡福明解释说，“我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光明日报》公开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基础，而在修改过程中又融入了集体智慧。”
据《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作为当时中国最重要的政治宣言，文章发表后，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这场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成为党和国家实现历史性伟大转折的思想先导，影响和推动了中国改革的整个进程。
“只是顺应了时代要求”
1977年，正是转折年代的前夜。胡福明这时还只是南京大学政治系的一名普通教师。那年夏天，妻子住院，他在病房走廊的灯光下准备写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头版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成为党和国家实现历史性伟大转折的思想先导。
40年，弹指一瞬。
2018年4月29日，在南京寓所里的书桌前，一头银发的胡福明回忆道：“没想文章发表后会有这么大反响，真是万万没有想到。”“文章的理论观点并不是我的首创，我只是在一个特殊的‘时间点’把它写了出来。”胡福明说，文章产生的能量，并非是他的功劳，只是顺应了时代要求。“时代是思想之母，这是时代的产物，它是为历史转折服务的，我写了这篇文章，来推动这个历史的大转折，只能说摇旗呐喊，这个作用我起到了。”
起笔于医院走廊
胡福明好抽烟，今年已经83岁的他，每天抽两包香烟。他说，知道抽烟不健康，但“相比怕死，我更怕不能思考。”
勤于思考的胡福明，兼具牢固的记忆力。就像他自己说的，这几十年的事情和细节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了一篇社论《学好文件抓好纲》，提出了“两个凡是”。在胡福明看来，这种说法简直“不可思议”。
“如果承认了它，那就意味着中国寸步难行，我开始认识到，阻挠国家发展的根本问题就在这里。”胡福明说，“我想了很久，决定批判它，古话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只有笔和嘴巴两件武器，所以我决定拿起笔来。但我没跟同志们商量，决定一个人写，文责自负。”
1977年7月初，胡福明便把文章的主题、结构确定下来。但此时，妻子张丽华在体检中查出肿瘤，住进江苏省人民医院，准备做手术。为了照顾妻子，他只得上午到学校讲课，下午到医院进行陪护，晚上则在医院走廊过夜。“于是，我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和《毛泽东选集》陆续拿到医院。”溽暑时节，胡福明借着走廊上的灯光，蹲在地上，趴着凳子，把里面一条条关于实践的理论论述找了出来。“前后找了近20条，我仔细阅读、排列后，开始列提纲，写了2000多字。过了一周，妻子出院，我继续在家写，前后修改了3次。”1977年8月下旬，文章写好了，胡福明拟的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有8000字。
“要用，请你做些修改”
1977年9月初，胡福明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寄给《光明日报》哲学组记者王强华。
他们两人是在4个月前江苏省委党校开的一个理论讨论会上认识的。当时胡福明在会上发言，指出“唯生产力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并批判了“唯生产力论”就是反对历史唯物论的论调。王强华赞同胡福明的观点，并跟他约稿，但没有出题目。
因此在写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后，胡福明就想到了王强华。文章寄出去后，直到4个月后的1978年1月，胡福明才收到回函。里面有这篇文章的两份大样，大样注明“一九七八年一月十四日”。还有王强华的一封亲笔信，胡福明记得他在信上说，他最近出去了，不在北京，回来后才看到稿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要说什么，我们知道，你这个稿子要用，请你做些修改，不要使人产生马列主义过时论的感觉”。“这是要求理论上更完整、严谨，不要让人抓住把柄。”胡福明说，稿子来回修改了多次。后来王强华来信对文章的修改又提出了新的要求：更贴近现实，更有战斗力。
当时没有传真机，文章大样的来往都是靠邮局，一篇即将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文字就这样在进出光明日报社和南京大学的邮递员间传递着……
署名“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
1978年4月上旬，经过近3个月修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原定在《光明日报》哲学专刊第77期上发表。但新任总编辑杨西光看完这篇文章后，觉得放在哲学副刊发表可惜了，作为重要文章，要放在头版发表，影响更大。
恰此时，胡福明要到北京参会。4月13日晚上，胡福明到北京的第二天，杨西光便把他请到光明日报社，在座的有王强华、《光明日报》理论部主任马沛文和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
杨西光请他们来的目的就是讨论胡福明的这篇文章。“大家讨论了很多，杨西光最后讲了修改意见，我归纳起来是两点。”胡福明说，“第一点，要增强针对性、现实性，提高战斗力；第二点，要仔细推敲，防止授人以柄。”
在北京参会时，光明日报社的一位司机白天把胡福明修改的大样拿走，晚上，司机把重新排版后的大样拿回来，胡福明再接着修改。北京会后，胡福明搬到光明日报社的招待所，继续修改。“杨西光很重视这篇文章，把它作为改变当时《光明日报》面貌的开始。”胡福明说。“五一”节将近，胡福明临返南京前，杨西光对他说：“这篇文章还要请中央党校的同志帮助修改，最后要请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审定。”
而后，文章又经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吴江等人的斟酌修改，最终于4月27日定稿。
为了扩大影响，这篇文章先在中央党校5月10日出版的《理论动态》上刊出，篇末注明“《光明日报》社供稿，作者胡福明同志，本刊做了些修改。”
5月11日，文章在《光明日报》头版刊发。在此之前，杨西光曾同胡福明商量：“文章公开发表时，不署你的名字，用‘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我们没有约你写这篇文章，是你自己投稿的。我现在就聘请你为《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你就是《光明日报》的特约评论员，你看怎么样？”胡福明当即答道：“很好，只要文章发表了，能起更大的作用，目的就达到了。”
文章刊发后，新华社当天全文转发，5月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转载，紧接着一场全国性的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拉开了序幕。
“至此，我发现这篇文章，已由我的个人行为，发展为全国主要新闻单位的联合行动了，是要向‘两个凡是’发起全面进攻了。”胡福明说。
“这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相比胡福明的原标题，《光明日报》刊发时加了“唯一”两个字。“标题上加‘唯一’二字，是杨西光、马沛文、王强华三人改稿时所加的。”胡福明说，原稿中的“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已包含“唯一”的内容，题目加上“唯一”两个字，更有分量，读起来更有气势。
认真读罢见报稿，胡福明说他的结论有两点：一、文章的基本论点没有变，仍然是“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以实践标准批判“两个凡是”；二、光明日报社的杨西光、马沛文、王强华等和中央党校的孙长江老师等对文章修改得好，都提高了文章的水平，增强了战斗力。
胡福明强调，这篇文章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可以说是这篇文章的主要作者。”胡福明解释说，“我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光明日报》公开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基础，而在修改过程中又融入了集体智慧。”
据《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