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8年05月24日]
-- 生活晨报 --
版次:[A12]
关于恢复高考
温元凯:“我的建议，邓小平只拿掉了四个字”
1977年8月，这位年仅31岁的中国科技大学助教，受邀参加了中共中央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会上，他与其他与会者当面向邓小平建议：恢复高考。
“中央来了一个电话”
1977年8月初的一天，温元凯正在上海家中过暑假。一个来自北京的电话，把他吓了一跳。“当时中央办公厅给我来了一个电话，邀请我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希望我明天赶到北京，参加这个座谈会。”温元凯回忆道。
这个重要会议就是刚刚“复出”的邓小平亲自主持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拿到参会名单，温元凯又吃了一惊，33位参会代表绝大多数是科技教育界的老先生，温元凯是唯一一位40岁以下的代表。“都是老教授，其中有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教授、清华大学的何东昌教授、南开大学的校长杨石先教授、吉林大学的校长唐敖庆教授、复旦大学的苏步青教授，这些都是很知名的科学家，还有中国科学院的副院长童第周教授、中国科学院当时的副院长周光召教授。”
1977年8月4日上午，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温元凯回忆，邓小平开场就说，他向中央请命分管科技教育，召开这次座谈会就是想了解大家对科教发展的想法，有什么要求，有什么看法，尽管发言。可是座谈会一开始就冷场了，最后不得不以“点名”发言的方式打破沉默。首先发言的是年纪最大、时任南开大学校长的杨石先教授。“没想到杨石先教授一开口就开始自我检讨，他说今后一定要进一步下农村、下工厂，接受工人、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好好改造。”温元凯说，当时注意到邓小平皱了好几次眉头，他也不好意思打断老先生的发言，因为当时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的。
第二位发言的是著名数学家、复旦大学副校长苏步青。他说，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的助手——18位副教授和讲师都被下放到农村、工厂，自己成了“光杆司令”。邓小平当即表态，把苏步青的助手全都调回来。温元凯说：“当时我们听了就特别激动。邓小平雷厉风行，说干就干，当时的气氛慢慢变得活跃起来，能够感觉到邓小平拨乱反正的决心非常大。”
“我们清楚地知道中国一个新时代到来了”
座谈会开到第三天，清华大学副校长何东昌谈到大学新生文化素质太差，许多学生只有小学水平，痛心疾首。这一发言，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一直沉默的武汉大学副教授査全性突然开炮，将问题的矛头直指当时的高校招生制度，当时高校招生的16字方针——“自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立即成了讨论的热点。
当时的温元凯举手插话：“小平同志，当前教育界最重要的问题是恢复高考。恢复高考，我提16个字叫：‘自愿报考，领导批准，严格考试，择优录取’。没想到邓小平听完我的发言立刻就对我讲，‘温元凯，至少采纳你四分之三’。大家当然都愣了，什么叫四分之三？他说第二句话‘领导批准’可以拿掉。”
被邓小平删减后的高校招生方针变成了“自愿报考，严格考试，择优录取”。座谈会召开时，当年的高校招生方案已经下发全国，仍然延续此前的政策。
温元凯感慨道：“邓小平很厉害，马上就说能不能把已经下发的招生方案收回，我们推迟几个月，今年恢复高考，否则我们又耽误一代人。我当时记得邓小平讲完这句话，我们所有参加这个会议的代表，连人民大会堂端水的年轻女孩子们都情不自禁地站起来鼓掌了整整5分钟。我们这些人清楚地知道中国一个新时代到来了。”
1977年冬天，570万考生走进高考考场，当年，全国大专院校录取新生27.3万人。1978年夏天，全国610万考生报考，录取40.2万人。作为当年中国科大的教师，温元凯亲眼目睹了这批大学生的求知若渴。“为什么讲七七届、七八届了不起？因为这批人经过社会最底层的历练，所以他们上了大学后非常珍惜这样的机会，特别努力刻苦，所以成为现在社会的中坚力量。”
和恢复高考一起到来的还有“科学的春天”
随着恢复高考一起到来的，还有“科学的春天”。1978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温元凯与他人合作获得了“优秀科研成果奖”。
温元凯说：“科学大会很重要，它进一步提升了科技在中国社会中间的作用，提高了科学技术是先进生产力的作用。”
在1977年那次科教座谈会上，温元凯还向邓小平提出了开放出国留学制度的建议，而他本人也成为这一政策最早一批受益者。1980年，温元凯前往法国巴黎大学进行量子生物学研究。上世纪90年代初，他又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做访问学者，而这段经历则开启了他另一段不同的人生。“当时我在美国开始关注股市，4天赚了800美金。我开始研究股市、股票交易，发现美国的华尔街是美国强大的核心竞争力之一，我对这一点当时有强烈的印象，所以，我认为中国必须进军华尔街，要有一席之地，而且得到发展，我们才能真正和世界接轨。”温元凯回忆。
“改革开放给了我见证历史的机会”
“我见证了邓小平复出以后，中国推动改革的第一次按钮，就是从恢复高考开始，而且从现在来看，邓小平的这个改革宣言是他后来一系列改革的一个起始。”1994年，这位曾经获得过国家级优秀科研成果奖的化学教授，毅然转身，开始研究世界金融并下海经商。尽管此后的经历在公众的眼里不是那么容易评价，温元凯却始终感谢改革开放给了他见证历史的机会和不断尝试的勇气。
温元凯说：“邓小平就对我讲，‘温元凯，你可是我们这次代表中间最年轻的，今年才31岁。你到了我这个年龄一定要做出更大的贡献，否则要打棍子。’这句话是对我的勉励，使我40年来一直关心国家大事，一直关心国家的发展，始终愿意为国家建言，就是希望中国的改革能够得到进一步发展。”
回望40年，中国高等学校的招生规模已经从1977年的27.3万增长到770万，录取率也由当年的不到5%增长到超过82%。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走出国门接受高等教育，2017中国出国留学人数首次突破60万，持续保持世界最大留学生生源国地位。
党的十八大以来，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稳步推进，到2020年将基本普及高等教育。
据《中国之声》
“中央来了一个电话”
1977年8月初的一天，温元凯正在上海家中过暑假。一个来自北京的电话，把他吓了一跳。“当时中央办公厅给我来了一个电话，邀请我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希望我明天赶到北京，参加这个座谈会。”温元凯回忆道。
这个重要会议就是刚刚“复出”的邓小平亲自主持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拿到参会名单，温元凯又吃了一惊，33位参会代表绝大多数是科技教育界的老先生，温元凯是唯一一位40岁以下的代表。“都是老教授，其中有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教授、清华大学的何东昌教授、南开大学的校长杨石先教授、吉林大学的校长唐敖庆教授、复旦大学的苏步青教授，这些都是很知名的科学家，还有中国科学院的副院长童第周教授、中国科学院当时的副院长周光召教授。”
1977年8月4日上午，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温元凯回忆，邓小平开场就说，他向中央请命分管科技教育，召开这次座谈会就是想了解大家对科教发展的想法，有什么要求，有什么看法，尽管发言。可是座谈会一开始就冷场了，最后不得不以“点名”发言的方式打破沉默。首先发言的是年纪最大、时任南开大学校长的杨石先教授。“没想到杨石先教授一开口就开始自我检讨，他说今后一定要进一步下农村、下工厂，接受工人、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好好改造。”温元凯说，当时注意到邓小平皱了好几次眉头，他也不好意思打断老先生的发言，因为当时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的。
第二位发言的是著名数学家、复旦大学副校长苏步青。他说，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的助手——18位副教授和讲师都被下放到农村、工厂，自己成了“光杆司令”。邓小平当即表态，把苏步青的助手全都调回来。温元凯说：“当时我们听了就特别激动。邓小平雷厉风行，说干就干，当时的气氛慢慢变得活跃起来，能够感觉到邓小平拨乱反正的决心非常大。”
“我们清楚地知道中国一个新时代到来了”
座谈会开到第三天，清华大学副校长何东昌谈到大学新生文化素质太差，许多学生只有小学水平，痛心疾首。这一发言，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一直沉默的武汉大学副教授査全性突然开炮，将问题的矛头直指当时的高校招生制度，当时高校招生的16字方针——“自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立即成了讨论的热点。
当时的温元凯举手插话：“小平同志，当前教育界最重要的问题是恢复高考。恢复高考，我提16个字叫：‘自愿报考，领导批准，严格考试，择优录取’。没想到邓小平听完我的发言立刻就对我讲，‘温元凯，至少采纳你四分之三’。大家当然都愣了，什么叫四分之三？他说第二句话‘领导批准’可以拿掉。”
被邓小平删减后的高校招生方针变成了“自愿报考，严格考试，择优录取”。座谈会召开时，当年的高校招生方案已经下发全国，仍然延续此前的政策。
温元凯感慨道：“邓小平很厉害，马上就说能不能把已经下发的招生方案收回，我们推迟几个月，今年恢复高考，否则我们又耽误一代人。我当时记得邓小平讲完这句话，我们所有参加这个会议的代表，连人民大会堂端水的年轻女孩子们都情不自禁地站起来鼓掌了整整5分钟。我们这些人清楚地知道中国一个新时代到来了。”
1977年冬天，570万考生走进高考考场，当年，全国大专院校录取新生27.3万人。1978年夏天，全国610万考生报考，录取40.2万人。作为当年中国科大的教师，温元凯亲眼目睹了这批大学生的求知若渴。“为什么讲七七届、七八届了不起？因为这批人经过社会最底层的历练，所以他们上了大学后非常珍惜这样的机会，特别努力刻苦，所以成为现在社会的中坚力量。”
和恢复高考一起到来的还有“科学的春天”
随着恢复高考一起到来的，还有“科学的春天”。1978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温元凯与他人合作获得了“优秀科研成果奖”。
温元凯说：“科学大会很重要，它进一步提升了科技在中国社会中间的作用，提高了科学技术是先进生产力的作用。”
在1977年那次科教座谈会上，温元凯还向邓小平提出了开放出国留学制度的建议，而他本人也成为这一政策最早一批受益者。1980年，温元凯前往法国巴黎大学进行量子生物学研究。上世纪90年代初，他又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做访问学者，而这段经历则开启了他另一段不同的人生。“当时我在美国开始关注股市，4天赚了800美金。我开始研究股市、股票交易，发现美国的华尔街是美国强大的核心竞争力之一，我对这一点当时有强烈的印象，所以，我认为中国必须进军华尔街，要有一席之地，而且得到发展，我们才能真正和世界接轨。”温元凯回忆。
“改革开放给了我见证历史的机会”
“我见证了邓小平复出以后，中国推动改革的第一次按钮，就是从恢复高考开始，而且从现在来看，邓小平的这个改革宣言是他后来一系列改革的一个起始。”1994年，这位曾经获得过国家级优秀科研成果奖的化学教授，毅然转身，开始研究世界金融并下海经商。尽管此后的经历在公众的眼里不是那么容易评价，温元凯却始终感谢改革开放给了他见证历史的机会和不断尝试的勇气。
温元凯说：“邓小平就对我讲，‘温元凯，你可是我们这次代表中间最年轻的，今年才31岁。你到了我这个年龄一定要做出更大的贡献，否则要打棍子。’这句话是对我的勉励，使我40年来一直关心国家大事，一直关心国家的发展，始终愿意为国家建言，就是希望中国的改革能够得到进一步发展。”
回望40年，中国高等学校的招生规模已经从1977年的27.3万增长到770万，录取率也由当年的不到5%增长到超过82%。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走出国门接受高等教育，2017中国出国留学人数首次突破60万，持续保持世界最大留学生生源国地位。
党的十八大以来，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稳步推进，到2020年将基本普及高等教育。
据《中国之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