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拜年

　　□王静
　　　　我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那时候，小孩子只要听到爆竹的声响，便急匆匆起床，穿衣。吃罢一年里第一顿饺子，或跟随父母或小孩子三五成群，兴高采烈到长辈家或邻居同伴家拜年。
　　　　说是拜年，其实，除了炫耀自己的新衣服就是渴望得到平时较少见到的美味零食，诸如柿饼、糖块、花生、瓜子等。
　　　　记忆中，每逢在老家过年，总要在正月初二这一天跟哥哥一起去邻村的舅舅家拜年。
　　　　去舅舅家之前，妈妈总是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在姥爷姥姥的灵位前磕头，也一定要给舅舅舅妈拜年。
　　　　得到舅舅和舅妈的压岁钱自然是我们盼望的，但要真正跪下磕头却不免不太情愿。于是，自小“诡计多端”的哥哥想出了一个主意。
　　　　我们找准舅舅舅妈在里屋正忙着做饭分不开身的时机，在客厅里喊“舅舅舅妈，我们给姥爷姥姥磕头了，给你们拜年了！”其实，我们根本没有下跪。
　　　　说完还装模作样地在膝盖处拍打几下，以证明自己确实跪过了。舅妈因为正忙着做饭，就只能嘴里客气说：“知道了，快起来吧。”就这样舅妈事先早准备好的崭新的压岁钱就顺利地到了我们口袋里。
　　　　回家的路上，我自然会被哥哥吓唬几句“回家后不准跟妈妈说，要不明年就不带你出来了”。
　　　　如今人到中年，时常无来由地想起舅舅家的石榴树，想起舅妈土炕上的小枕头。然而舅舅舅妈早已是黄土一抔，我和哥哥即使跪得再深，拜得再重，他们又哪里知晓。
　　　　仔细回想，那时我和哥哥的“欺骗”行为固然不对，但那种过年走亲戚的兴致，那种得到压岁钱后的兴奋，那种亲人之间深深的牵挂和眷恋，却是许多年来情感中发酵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