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8年01月29日]
-- 生活晨报 --
版次:[A10]
我国出生人口在今后十年将以每年减少30万-80万的速度萎缩
工作压力、生活成本导致生育意愿降低
意料之外，2017年曾被预测的生育高峰并未如期而至，甚至，当年全年的出生人口比2016年还要少，大大低于预期。2017年出生人口数据表明，生育高峰已在2016年显现，未来几年，我国的出生人口将持续减少。
数据显示
未来几年我国出生人口将持续减少
近日，国家统计局公布，2017年全年出生人口为1723万人，比2016年减少了整整63万。这一数据比之前各方的最低预测还要更低。
据记者了解，国家卫计委在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之初预测出生高峰将出现在2018年，而对2017年出生人口的最低预测为2023.2万，比卫计委的最低预测还要少整整300万。“这样的数据出乎我的预料。此前，我曾预测，出生人口将在2017年达到高峰，当年出生人口有望超过1800万，如今，比我的预测还要低。”1月22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特邀高级研究员、“人口与未来”网站联合创始人黄文政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随着生育堆积结束后育龄女性数量的锐减，出生人口将在2018年进入“雪崩”状态，在之后十年将以每年减少30万-80万的速度萎缩。但现在看来，出生人口“雪崩”比我们预料的来得更早，也更加迅猛。
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许多专家纷纷预测2017年将是生育高峰，但2017年出生人口数据表明，生育高峰已在2016年显现，未来几年，我国的出生人口将持续减少。
从整个出生人口数量来看，2017年确实低于2016年，但是，单就二孩而言，2017年的数量有所增加。据全国人口变动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016年和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分别为1786万人和1723万人。其中，2017年二孩数量进一步上升至883万人，比2016年增加了162万人；二孩占全部出生人口的比重达到51.2%，比2016年提高了11个百分点。也就是说，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总量比2016年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一孩出生数量下降比较多。
不少网民认为，这是目前普遍存在的“不愿生一孩”现象的直接反映，新夫妻的生育意愿已低于已生育过的老夫妻。
样本走访
压力、生活成本降低生育意愿
徐女士是上海陆家嘴某知名律所的年轻律师，当记者就“近两年您所在单位是否有女性打算生孩子”这个问题对她进行采访时，她斩钉截铁地回答道：“基本没有。”
在记者进一步询问行业普遍存在的生育意愿低迷现象的原因时，她表示，律师行业压力过大，工作节奏过快，普通假期都很难得到保障，更不用说生育假期了。
她向记者介绍道，前不久她得知一位业界标杆律师尽管执行了生育计划，但手头的工作完全无法停止，直到产前一个星期，这位律师仍在家中准备业务。还有律师出现过“开会中途生产，生完继续开会”的事例。这让不少人对于是否应该在目前阶段生育产生疑虑。
此外，律师事务所偏好招收年纪较轻、暂无生育条件的女员工，这让相当一部分适龄妇女为保持工作稳定不敢贸然制订生育计划。
而在北京从事传媒行业的刘先生则向记者表示，他目前尚没有要孩子的计划。他认为，生育并抚养孩子对于家庭会产生压力，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生活品质。他举例道，他接触过的一位朋友为了保障孩子能够享受良好的教育，只能忍痛割爱出售家庭房产，购买一个半地下“学区房”，之后再长租一个相对较大的住宅，以保证孩子正常的空间需求。这一家庭的生活质量在生育后出现了明显下降。“除去奶粉钱之外的正常育儿支出，生一个孩子，车和房子可能都要换空间大一点的，而且夫妻都工作的话，只能找保姆或者老人来带，这些都是刚性支出。”刘先生说道。
他还随手举了一个例子：“我一个朋友刚生了小孩儿，在家周边的一个婴儿游泳馆办卡，90次5000块钱。”
记者采访发现，相比起二三线城市来说，一线城市年轻人的生育意愿走低趋势可能更加明显。
刘先生向记者介绍道，在他的家乡华北某三线城市，年轻人工作普遍相对稳定、老人在身边为年轻人抚养孩子提供帮助、为孩子改善居住条件不用过多受高房价束缚、公共服务也较为均等化。而这些因素在一线城市普遍不具备，这使得一线城市年轻人认为生孩子可能会带来一定负担。
现实因素
20-29岁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减少600万
不仅微观案例反映了年轻夫妻生育意愿走低，从整体数据上看也能证明这一点。
智联招聘发布的《2017年职场妈妈生存状况调查报告》称，问卷采访超过4万名职场女性，数据显示有一半的职场女性尚未生育。
该调查报告指出，目前，生育对女性在职场中的发展影响很大，36.1%的受访者认为生育后可能会面临岗位下降的困境，认为待遇下降的受访者也比2016年进行的同一项调查结果上升了8.3%。此外，有超过50%的受访职场女性担心在结束孕期后难以在职场复出，从而脱离社会。
此外，除主观生育意愿外，生育率还受到其他客观条件的制约。随着我国人口结构的逐步改变，育龄期妇女的总量也在逐渐减少。
2016年，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曾表示，中国育龄妇女总量在2011年达到3.8亿人的峰值后，正在逐步减少。到2017年，据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司司长李希如披露，15-49岁育龄妇女人数比2016年减少400万人，其中20-29岁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人数减少近600万人。
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高等教育普及和城市化程度提升的影响，中国居民初婚年龄和初育年龄都在近20年内普遍提升。20年前，中国妇女的初育年龄大约在22岁左右，而到2016年，国家卫计委法制司司长张春生向媒体披露，目前我国初婚年龄已上升至25岁，而女性初育年龄进一步上升至26岁。
此外，产妇年龄越大，成功生产的几率在一定程度上就会下降。因此初婚初育年龄的上升会对整体生育率产生影响。
国外经验
各国多举措应对“少子化”
部分网民担忧，生育率走低是否对经济社会带来负面影响。
相关人口专家指出，生育意愿走低和生育率下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正常规律。
国务院参事、著名人口专家马力此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随着各项社会制度的完善和普通人自我实现意识的提高，生育意愿一定会下降，对此不必过分奇怪。
而记者在查阅相关资料后发现，不少发达国家也在过去几十年内经历了出生率逐渐走低的过程。
以日本为例，日本生育率走低现象已持续超过40年，以至于专门用来形容低出生率现象的专有名词“少子化”就出自日本。
据统计，自上世纪90年代起，日本的总和生育率（平均每位女性生育孩子的数量）不断下降，最近几年一直维持在1.4左右。刚刚过去的2017年，日本新出生人口数仅为94.1万人，创下1899年有统计数据以来的最低值。
为应对“少子化”趋势，日本政府从1995年开始采取措施鼓励生育，推出《少子化对策大纲》，以鼓励年轻人结婚，为生育孩子延长产假、提供补贴等。为进一步刺激生育，日本现政府打算在2020年前彻底解决日本国内幼教资源紧张问题，免除日本人生育的后顾之忧。
而另一个欧洲大国德国也面临同样的问题。统计数据显示，德国 2014年的总和生育率是1.44，0-14岁的人口占比是13%。
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报告称，德国是欧洲“少子化”最严重的国家，生育率远落后于欧洲其他国家。德国人的生育意愿正随着代际交替逐渐降低。相关调查显示，1937年出生的德国女性仅有11%不愿生育，而1967年出生的女性这一比例则已达到21%。
对此，德国政府采取的应对措施是鼓励外来移民。2017年德国联邦统计局发布的报告认为，目前，德国少子化形势已经得到控制。其中，对外来移民的吸引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
晨报综合《华夏时报》《每日经济新闻》
数据显示
未来几年我国出生人口将持续减少
近日，国家统计局公布，2017年全年出生人口为1723万人，比2016年减少了整整63万。这一数据比之前各方的最低预测还要更低。
据记者了解，国家卫计委在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之初预测出生高峰将出现在2018年，而对2017年出生人口的最低预测为2023.2万，比卫计委的最低预测还要少整整300万。“这样的数据出乎我的预料。此前，我曾预测，出生人口将在2017年达到高峰，当年出生人口有望超过1800万，如今，比我的预测还要低。”1月22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特邀高级研究员、“人口与未来”网站联合创始人黄文政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随着生育堆积结束后育龄女性数量的锐减，出生人口将在2018年进入“雪崩”状态，在之后十年将以每年减少30万-80万的速度萎缩。但现在看来，出生人口“雪崩”比我们预料的来得更早，也更加迅猛。
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许多专家纷纷预测2017年将是生育高峰，但2017年出生人口数据表明，生育高峰已在2016年显现，未来几年，我国的出生人口将持续减少。
从整个出生人口数量来看，2017年确实低于2016年，但是，单就二孩而言，2017年的数量有所增加。据全国人口变动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016年和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分别为1786万人和1723万人。其中，2017年二孩数量进一步上升至883万人，比2016年增加了162万人；二孩占全部出生人口的比重达到51.2%，比2016年提高了11个百分点。也就是说，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总量比2016年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一孩出生数量下降比较多。
不少网民认为，这是目前普遍存在的“不愿生一孩”现象的直接反映，新夫妻的生育意愿已低于已生育过的老夫妻。
样本走访
压力、生活成本降低生育意愿
徐女士是上海陆家嘴某知名律所的年轻律师，当记者就“近两年您所在单位是否有女性打算生孩子”这个问题对她进行采访时，她斩钉截铁地回答道：“基本没有。”
在记者进一步询问行业普遍存在的生育意愿低迷现象的原因时，她表示，律师行业压力过大，工作节奏过快，普通假期都很难得到保障，更不用说生育假期了。
她向记者介绍道，前不久她得知一位业界标杆律师尽管执行了生育计划，但手头的工作完全无法停止，直到产前一个星期，这位律师仍在家中准备业务。还有律师出现过“开会中途生产，生完继续开会”的事例。这让不少人对于是否应该在目前阶段生育产生疑虑。
此外，律师事务所偏好招收年纪较轻、暂无生育条件的女员工，这让相当一部分适龄妇女为保持工作稳定不敢贸然制订生育计划。
而在北京从事传媒行业的刘先生则向记者表示，他目前尚没有要孩子的计划。他认为，生育并抚养孩子对于家庭会产生压力，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生活品质。他举例道，他接触过的一位朋友为了保障孩子能够享受良好的教育，只能忍痛割爱出售家庭房产，购买一个半地下“学区房”，之后再长租一个相对较大的住宅，以保证孩子正常的空间需求。这一家庭的生活质量在生育后出现了明显下降。“除去奶粉钱之外的正常育儿支出，生一个孩子，车和房子可能都要换空间大一点的，而且夫妻都工作的话，只能找保姆或者老人来带，这些都是刚性支出。”刘先生说道。
他还随手举了一个例子：“我一个朋友刚生了小孩儿，在家周边的一个婴儿游泳馆办卡，90次5000块钱。”
记者采访发现，相比起二三线城市来说，一线城市年轻人的生育意愿走低趋势可能更加明显。
刘先生向记者介绍道，在他的家乡华北某三线城市，年轻人工作普遍相对稳定、老人在身边为年轻人抚养孩子提供帮助、为孩子改善居住条件不用过多受高房价束缚、公共服务也较为均等化。而这些因素在一线城市普遍不具备，这使得一线城市年轻人认为生孩子可能会带来一定负担。
现实因素
20-29岁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减少600万
不仅微观案例反映了年轻夫妻生育意愿走低，从整体数据上看也能证明这一点。
智联招聘发布的《2017年职场妈妈生存状况调查报告》称，问卷采访超过4万名职场女性，数据显示有一半的职场女性尚未生育。
该调查报告指出，目前，生育对女性在职场中的发展影响很大，36.1%的受访者认为生育后可能会面临岗位下降的困境，认为待遇下降的受访者也比2016年进行的同一项调查结果上升了8.3%。此外，有超过50%的受访职场女性担心在结束孕期后难以在职场复出，从而脱离社会。
此外，除主观生育意愿外，生育率还受到其他客观条件的制约。随着我国人口结构的逐步改变，育龄期妇女的总量也在逐渐减少。
2016年，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曾表示，中国育龄妇女总量在2011年达到3.8亿人的峰值后，正在逐步减少。到2017年，据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司司长李希如披露，15-49岁育龄妇女人数比2016年减少400万人，其中20-29岁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人数减少近600万人。
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高等教育普及和城市化程度提升的影响，中国居民初婚年龄和初育年龄都在近20年内普遍提升。20年前，中国妇女的初育年龄大约在22岁左右，而到2016年，国家卫计委法制司司长张春生向媒体披露，目前我国初婚年龄已上升至25岁，而女性初育年龄进一步上升至26岁。
此外，产妇年龄越大，成功生产的几率在一定程度上就会下降。因此初婚初育年龄的上升会对整体生育率产生影响。
国外经验
各国多举措应对“少子化”
部分网民担忧，生育率走低是否对经济社会带来负面影响。
相关人口专家指出，生育意愿走低和生育率下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正常规律。
国务院参事、著名人口专家马力此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随着各项社会制度的完善和普通人自我实现意识的提高，生育意愿一定会下降，对此不必过分奇怪。
而记者在查阅相关资料后发现，不少发达国家也在过去几十年内经历了出生率逐渐走低的过程。
以日本为例，日本生育率走低现象已持续超过40年，以至于专门用来形容低出生率现象的专有名词“少子化”就出自日本。
据统计，自上世纪90年代起，日本的总和生育率（平均每位女性生育孩子的数量）不断下降，最近几年一直维持在1.4左右。刚刚过去的2017年，日本新出生人口数仅为94.1万人，创下1899年有统计数据以来的最低值。
为应对“少子化”趋势，日本政府从1995年开始采取措施鼓励生育，推出《少子化对策大纲》，以鼓励年轻人结婚，为生育孩子延长产假、提供补贴等。为进一步刺激生育，日本现政府打算在2020年前彻底解决日本国内幼教资源紧张问题，免除日本人生育的后顾之忧。
而另一个欧洲大国德国也面临同样的问题。统计数据显示，德国 2014年的总和生育率是1.44，0-14岁的人口占比是13%。
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报告称，德国是欧洲“少子化”最严重的国家，生育率远落后于欧洲其他国家。德国人的生育意愿正随着代际交替逐渐降低。相关调查显示，1937年出生的德国女性仅有11%不愿生育，而1967年出生的女性这一比例则已达到21%。
对此，德国政府采取的应对措施是鼓励外来移民。2017年德国联邦统计局发布的报告认为，目前，德国少子化形势已经得到控制。其中，对外来移民的吸引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
晨报综合《华夏时报》《每日经济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