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25年10月10日]
-- 智慧生活报 --
版次:[A4]
从研磨器到案头清玩
一场展览讲述砚台的前世今生
作为文房四宝之一，砚台既是实用之器，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从10月1日开始，正在山西考古博物馆（太原文庙）二进院东展厅举办的“古砚千秋——砚文化专题展”，吸引了众多文化爱好者和游客。
这个由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主办的展览，汇聚了来自不同历史时期、风格各异的古砚精品。从远古时期的石墨盘到极负盛名的澄泥砚，每一件展品都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让观众从方寸之间感受“以器载道”的东方智慧。
A
砚台始于新石器时代研磨器
砚台是中国书法的必备用具，与笔、墨、纸并称为文房四宝。可是，若要谈及其起源，恐怕没有多少人能说得清楚。
如今，想要探究这个答案的人，无需在浩如烟海的史籍中查阅资料。他们只要步入“古砚千秋——砚文化专题展”现场，就能轻松获取相关信息。“古砚千秋——砚文化专题展”的第一单元“源起”指出：“中国的砚台，起源于新石器时代的石质研磨器。”
当时，先民在渔猎采集与农业生产中繁衍生息，并创造了彩陶艺术。他们采集赤铁矿、赭石、白垩等天然矿物，将其置于石板上，利用石磨盘等工具进行研磨和筛分，制成细腻的颜料。加水调和后，他们便在陶器上绘制出符号、图案或文字。这些颜料同样适用于绘制壁画和岩画。正如策展人李晓红所言：“用于研磨天然颜料的工具，堪称砚台的雏形。”
考古发现进一步为这一起源提供了实物证据。2014年，考古工作者在晋城市沁水县下川旧石器遗址中发现了2.2万年前的火塘、石磨盘和赤铁矿共存的现象。专家推测，先民利用石磨盘加工赤铁矿。
时隔7年，从山西永济晓朝遗址出土的仰韶文化时期赤铁矿与石磨盘（距今约6000—5000年），更深入地为早期颜料制作工艺提供了佐证，展现了先民对自然资源的认识与利用。
B
从研磨器到文房雅器
在先秦时期，尽管技术进步带来了墨的出现，但由隃糜松烟制成的墨丸质地较为松软，依然需要借助研磨器进行压墨处理。因此，研磨器仍然是研墨的重要用具。辅以研磨棒的研磨器，既是砚文化的发端，也是砚的初期形态。
秦汉时期，砚台完成了从研磨器到文房用具的转变。西汉及更早阶段，人们习惯于席地而坐，且在日常生活中普遍使用低矮型家具，此时，圆形或长方形的石板砚颇为流行。
圆形砚，自战国晚期已出现，至秦汉时更加规整，一般为石料，少数为陶质。有的砚面带有砚池，并附以研磨棒和盖。秦及西汉时的圆形石砚形制简单，一般仅为一圆形底石，附以研磨棒。
据李晓红介绍，秦汉砚总体以实用为重，在装饰上有很大发展。以山西地区出土的两汉砚台为例，大多为实用器物，主要用于书写研墨，部分亦兼具梳妆功能。
及至东汉，并延续至魏晋南北朝，虽然出现了更多的高足家具，如床、榻等，但当时文人雅士书写、绘画的姿势仍改变不大。由于砚的使用更为频繁，出现了便于手持的三足砚、多足砚。
李晓红表示，这些足部结构虽在造型上仍显古朴简拙，却反映出古人在追求实用功能的同时，已开始注重器物美感与人性化设计，体现出早期文房用具在形制与审美上的双重演进。
C
一方砚台里的唐风宋韵
隋唐至宋元时期，伴随中国传统书法与绘画艺术的繁荣发展，砚台文化亦迎来重要的发展阶段。“古砚千秋——砚文化专题展”的第二单元“兴盛”指出，这一阶段，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等书法大家，阎立本、吴道子、苏轼、赵孟頫等丹青圣手辈出，推动文房用具日益精进，砚台制作由此步入兴盛。
观众在参展中发现，随着书写姿势的逐渐演变，唐宋砚台在形制上呈现出丰富多样的面貌，制作工艺也趋于考究。其中，唐代以箕形砚为主流，辟雍砚同样盛行；至宋代，抄手砚则成为最具代表性的砚形。
箕形砚，其名源于外形酷似民间簸箕。砚堂作前低后高之斜坡状，前深后浅，砚首接地，砚尾设足，造型简洁而实用。辟雍砚则为隋唐典型样式，砚堂居中隆起，墨池环绕四周，取“辟雍环水”之象，不仅体现古人“制器尚象”的造物思想，也承载着崇礼重文的文化内涵。
宋代创制的抄手砚，在造型上别具匠心。李晓红介绍，抄手砚是在箕形砚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箕形砚的砚面从倾斜逐渐过渡到提起，两侧趋于平整，底部空间随之增大，便于抄手。两侧自然下垂着地，取代了原有的双足设计，因此被称为“抄手砚”。这一创新设计充分体现了宋代文人在造物过程中对实用性与审美情趣相融合的重视。
D
砚台，从书桌走向案头
“古砚千秋——砚文化专题展”的第三单元“华章”系统梳理了明清时期砚台功能的深化与转型。该单元指出，明清之际，砚台已逐渐超越单一的研墨功用，转而成为文人案头不可或缺的雅玩清赏之物。其造型之雅致、雕刻之细腻、纹饰之丰赡，无不彰显出鲜明的文人意趣与审美追求。
在这方寸之域，文人墨客常以丹青寄情、借诗赋抒怀、通过题铭喻志，使砚台承载了深厚的文化内涵与个人情致。因此，传世砚台中的名品与珍品层出叠见，尤以端砚、歙砚、洮砚、澄泥砚四类最为著称，历来备受文人珍视。
明代是砚台功能转型的关键时期，其角色从实用工具逐步转向艺术珍玩。在这一阶段，砚台不仅作为书写用具，更成为书斋中供人清赏的雅物。明人制砚崇尚自然意趣，“随形砚”应运而生，制砚艺匠依石就势，巧妙构思，创制出莲叶、人面、新月、古钱、瓢等多种形态，造型与雕饰皆呈现出古朴典雅之风。与此同时，文人在砚身镌诗、题铭的风气亦在明代大为盛行。
及至清代，砚台艺术被推向中国砚史的高峰。不论在砚材遴选、造型设计、纹饰题材、雕工技艺还是铭文刻辞方面，清砚均展现出超越前代的卓越成就。不仅端砚、歙砚、松花石砚、澄泥砚、红丝砚、洮河砚等传统名品各放异彩，更涌现出水晶、漆砂、翡翠、象牙、玻璃等名贵材质所制之砚，极大地拓展了砚台的材质谱系。
在纹饰方面，清代砚台的题材亦更为广博多元。雕琢技法以阴线刻、阳线刻与浅浮雕为主，辅以局部镂空雕，整体风格生动细腻，工艺精湛，充分体现了清代工艺美术的高度成就。
E
风流千古的四大名砚
在中国传统名砚中，“四大名砚”——端砚、歙砚、洮砚与澄泥砚，最为世人推崇。因此，“古砚千秋——砚文化专题展”特别设置了一个“四大名砚”专区，将这四种极具代表性的名砚集中展示，让观众能够近距离领略它们的独特魅力。
端砚产于古端州，现广东肇庆城郊端溪一带。石质优良，体重而轻，质刚而柔，摸之寂寞无纤响，按之如小儿肌肤，温软嫩而不滑。色以猪肝、青紫为贵。
歙砚产于古歙州，现江西婺源龙尾山一带溪涧中。花纹结构十分突出，分为鱼子纹、罗纹、金晕纹、眉纹、刷丝纹等，色以仓黑、天青为多。
洮砚产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洮砚乡洮河之滨。洮砚是水成岩的一种，又名辉绿岩，绿色是洮砚石料的代表色，有墨绿、碧绿、辉绿、翠绿、淡绿、灰绿等色相；还有洮河紫石，其中暗红色者可与辉绿石媲美。
澄泥砚产于黄河流域及周边，山西、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四大名砚中，端、歙、洮均以天然石材雕琢而成，唯澄泥砚以泥土陶炼而成。其色不施彩釉，自然窑变，尤以朱砂红、鳝鱼黄最为名贵；其胎具有可塑性，能着意雕刻，技法多变，浮雕极佳。
中国古代制砚选材丰富，有石、陶、铁、玉、瓷等多种材质，以石砚居于主流。唐宋时期，端砚、歙砚、洮河砚与红丝砚被推为“四大名砚”。后因红丝砚石脉渐竭，山西澄泥砚凭借其独特的澄泥烧造工艺与优良品质日益受到推崇，并于清代取代红丝砚，与端、歙、洮河砚共同构成新的“四大名砚”体系，沿用至今。此外，如贺兰砚、苴却砚、松花石砚，以及龙池砚、建州砚等闽砚名品，也颇有名气。
澄泥砚技艺在明末清初因战乱与工艺复杂而近乎失传。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山西省博物馆徐文达与科研人员、匠人经多年实验，恢复制作技艺，并于1983年以“徐氏澄泥砚”获国家专利，出版专著。受其影响，新绛县蔺永茂、蔺涛父子进一步推动绛州澄泥砚的复烧，并促进其产业化与规范化发展。2008年，澄泥砚制作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数字化迅猛发展的当下，“手指敲击键盘”正逐渐取代“笔墨落于宣纸”，“文房四宝”的传统日渐式微。当一方方砚台以沉静的姿态陈列于此，斑驳的砚池仿佛凝聚着未干的墨痕，将历史轻轻晕染开来。我们俯身凝视，便能穿越历史的长河，触摸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解锁中华文明的深邃密码。然而，砚台如何跳出博物馆的展柜，延续其生命力？这既是对传统的深刻叩问，更是对未来的殷切期许。
记者 梁耀华 文/摄
从10月1日开始，正在山西考古博物馆（太原文庙）二进院东展厅举办的“古砚千秋——砚文化专题展”，吸引了众多文化爱好者和游客。
这个由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主办的展览，汇聚了来自不同历史时期、风格各异的古砚精品。从远古时期的石墨盘到极负盛名的澄泥砚，每一件展品都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让观众从方寸之间感受“以器载道”的东方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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砚台始于新石器时代研磨器
砚台是中国书法的必备用具，与笔、墨、纸并称为文房四宝。可是，若要谈及其起源，恐怕没有多少人能说得清楚。
如今，想要探究这个答案的人，无需在浩如烟海的史籍中查阅资料。他们只要步入“古砚千秋——砚文化专题展”现场，就能轻松获取相关信息。“古砚千秋——砚文化专题展”的第一单元“源起”指出：“中国的砚台，起源于新石器时代的石质研磨器。”
当时，先民在渔猎采集与农业生产中繁衍生息，并创造了彩陶艺术。他们采集赤铁矿、赭石、白垩等天然矿物，将其置于石板上，利用石磨盘等工具进行研磨和筛分，制成细腻的颜料。加水调和后，他们便在陶器上绘制出符号、图案或文字。这些颜料同样适用于绘制壁画和岩画。正如策展人李晓红所言：“用于研磨天然颜料的工具，堪称砚台的雏形。”
考古发现进一步为这一起源提供了实物证据。2014年，考古工作者在晋城市沁水县下川旧石器遗址中发现了2.2万年前的火塘、石磨盘和赤铁矿共存的现象。专家推测，先民利用石磨盘加工赤铁矿。
时隔7年，从山西永济晓朝遗址出土的仰韶文化时期赤铁矿与石磨盘（距今约6000—5000年），更深入地为早期颜料制作工艺提供了佐证，展现了先民对自然资源的认识与利用。
B
从研磨器到文房雅器
在先秦时期，尽管技术进步带来了墨的出现，但由隃糜松烟制成的墨丸质地较为松软，依然需要借助研磨器进行压墨处理。因此，研磨器仍然是研墨的重要用具。辅以研磨棒的研磨器，既是砚文化的发端，也是砚的初期形态。
秦汉时期，砚台完成了从研磨器到文房用具的转变。西汉及更早阶段，人们习惯于席地而坐，且在日常生活中普遍使用低矮型家具，此时，圆形或长方形的石板砚颇为流行。
圆形砚，自战国晚期已出现，至秦汉时更加规整，一般为石料，少数为陶质。有的砚面带有砚池，并附以研磨棒和盖。秦及西汉时的圆形石砚形制简单，一般仅为一圆形底石，附以研磨棒。
据李晓红介绍，秦汉砚总体以实用为重，在装饰上有很大发展。以山西地区出土的两汉砚台为例，大多为实用器物，主要用于书写研墨，部分亦兼具梳妆功能。
及至东汉，并延续至魏晋南北朝，虽然出现了更多的高足家具，如床、榻等，但当时文人雅士书写、绘画的姿势仍改变不大。由于砚的使用更为频繁，出现了便于手持的三足砚、多足砚。
李晓红表示，这些足部结构虽在造型上仍显古朴简拙，却反映出古人在追求实用功能的同时，已开始注重器物美感与人性化设计，体现出早期文房用具在形制与审美上的双重演进。
C
一方砚台里的唐风宋韵
隋唐至宋元时期，伴随中国传统书法与绘画艺术的繁荣发展，砚台文化亦迎来重要的发展阶段。“古砚千秋——砚文化专题展”的第二单元“兴盛”指出，这一阶段，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等书法大家，阎立本、吴道子、苏轼、赵孟頫等丹青圣手辈出，推动文房用具日益精进，砚台制作由此步入兴盛。
观众在参展中发现，随着书写姿势的逐渐演变，唐宋砚台在形制上呈现出丰富多样的面貌，制作工艺也趋于考究。其中，唐代以箕形砚为主流，辟雍砚同样盛行；至宋代，抄手砚则成为最具代表性的砚形。
箕形砚，其名源于外形酷似民间簸箕。砚堂作前低后高之斜坡状，前深后浅，砚首接地，砚尾设足，造型简洁而实用。辟雍砚则为隋唐典型样式，砚堂居中隆起，墨池环绕四周，取“辟雍环水”之象，不仅体现古人“制器尚象”的造物思想，也承载着崇礼重文的文化内涵。
宋代创制的抄手砚，在造型上别具匠心。李晓红介绍，抄手砚是在箕形砚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箕形砚的砚面从倾斜逐渐过渡到提起，两侧趋于平整，底部空间随之增大，便于抄手。两侧自然下垂着地，取代了原有的双足设计，因此被称为“抄手砚”。这一创新设计充分体现了宋代文人在造物过程中对实用性与审美情趣相融合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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砚台，从书桌走向案头
“古砚千秋——砚文化专题展”的第三单元“华章”系统梳理了明清时期砚台功能的深化与转型。该单元指出，明清之际，砚台已逐渐超越单一的研墨功用，转而成为文人案头不可或缺的雅玩清赏之物。其造型之雅致、雕刻之细腻、纹饰之丰赡，无不彰显出鲜明的文人意趣与审美追求。
在这方寸之域，文人墨客常以丹青寄情、借诗赋抒怀、通过题铭喻志，使砚台承载了深厚的文化内涵与个人情致。因此，传世砚台中的名品与珍品层出叠见，尤以端砚、歙砚、洮砚、澄泥砚四类最为著称，历来备受文人珍视。
明代是砚台功能转型的关键时期，其角色从实用工具逐步转向艺术珍玩。在这一阶段，砚台不仅作为书写用具，更成为书斋中供人清赏的雅物。明人制砚崇尚自然意趣，“随形砚”应运而生，制砚艺匠依石就势，巧妙构思，创制出莲叶、人面、新月、古钱、瓢等多种形态，造型与雕饰皆呈现出古朴典雅之风。与此同时，文人在砚身镌诗、题铭的风气亦在明代大为盛行。
及至清代，砚台艺术被推向中国砚史的高峰。不论在砚材遴选、造型设计、纹饰题材、雕工技艺还是铭文刻辞方面，清砚均展现出超越前代的卓越成就。不仅端砚、歙砚、松花石砚、澄泥砚、红丝砚、洮河砚等传统名品各放异彩，更涌现出水晶、漆砂、翡翠、象牙、玻璃等名贵材质所制之砚，极大地拓展了砚台的材质谱系。
在纹饰方面，清代砚台的题材亦更为广博多元。雕琢技法以阴线刻、阳线刻与浅浮雕为主，辅以局部镂空雕，整体风格生动细腻，工艺精湛，充分体现了清代工艺美术的高度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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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流千古的四大名砚
在中国传统名砚中，“四大名砚”——端砚、歙砚、洮砚与澄泥砚，最为世人推崇。因此，“古砚千秋——砚文化专题展”特别设置了一个“四大名砚”专区，将这四种极具代表性的名砚集中展示，让观众能够近距离领略它们的独特魅力。
端砚产于古端州，现广东肇庆城郊端溪一带。石质优良，体重而轻，质刚而柔，摸之寂寞无纤响，按之如小儿肌肤，温软嫩而不滑。色以猪肝、青紫为贵。
歙砚产于古歙州，现江西婺源龙尾山一带溪涧中。花纹结构十分突出，分为鱼子纹、罗纹、金晕纹、眉纹、刷丝纹等，色以仓黑、天青为多。
洮砚产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洮砚乡洮河之滨。洮砚是水成岩的一种，又名辉绿岩，绿色是洮砚石料的代表色，有墨绿、碧绿、辉绿、翠绿、淡绿、灰绿等色相；还有洮河紫石，其中暗红色者可与辉绿石媲美。
澄泥砚产于黄河流域及周边，山西、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四大名砚中，端、歙、洮均以天然石材雕琢而成，唯澄泥砚以泥土陶炼而成。其色不施彩釉，自然窑变，尤以朱砂红、鳝鱼黄最为名贵；其胎具有可塑性，能着意雕刻，技法多变，浮雕极佳。
中国古代制砚选材丰富，有石、陶、铁、玉、瓷等多种材质，以石砚居于主流。唐宋时期，端砚、歙砚、洮河砚与红丝砚被推为“四大名砚”。后因红丝砚石脉渐竭，山西澄泥砚凭借其独特的澄泥烧造工艺与优良品质日益受到推崇，并于清代取代红丝砚，与端、歙、洮河砚共同构成新的“四大名砚”体系，沿用至今。此外，如贺兰砚、苴却砚、松花石砚，以及龙池砚、建州砚等闽砚名品，也颇有名气。
澄泥砚技艺在明末清初因战乱与工艺复杂而近乎失传。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山西省博物馆徐文达与科研人员、匠人经多年实验，恢复制作技艺，并于1983年以“徐氏澄泥砚”获国家专利，出版专著。受其影响，新绛县蔺永茂、蔺涛父子进一步推动绛州澄泥砚的复烧，并促进其产业化与规范化发展。2008年，澄泥砚制作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数字化迅猛发展的当下，“手指敲击键盘”正逐渐取代“笔墨落于宣纸”，“文房四宝”的传统日渐式微。当一方方砚台以沉静的姿态陈列于此，斑驳的砚池仿佛凝聚着未干的墨痕，将历史轻轻晕染开来。我们俯身凝视，便能穿越历史的长河，触摸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解锁中华文明的深邃密码。然而，砚台如何跳出博物馆的展柜，延续其生命力？这既是对传统的深刻叩问，更是对未来的殷切期许。
记者 梁耀华 文/摄
